作者：王宏维(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最近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中，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也进行了修订，这是有关维护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重大举措。

　　家庭暴力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性问题，夫妻间的暴力占了很大比例。
 
　　在国外，这一暴力常被称之为“悄悄的犯罪”，因为它常常发生在夜深人静的私人住宅里。今天是人类走向太空的时代，但家庭暴力仍频频发生，对此人们不解地发问:为什么结婚证书会变成一种准许殴打妻子的契约呢？西方学者研究提出，在很长时间里，婚姻其实是一种性契约。在欧美，直到19世纪后期，妻子在法律上的地位还是与奴隶相似的，即妻子就像奴隶一样，没有脱离丈夫或主人而独立存在的权利，妻子与奴隶一样都处于从属于他人的位置上。所以，“婚姻契约的本质就是把自由、财产、权威和一切都让给男人”，而使女人成为女仆、成为女奴。这就如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指出的，当废奴运动消灭了奴隶制度以后，“除了家庭主妇之外，没有合法的奴隶了”。

　　而在我们这个时逾千年的文明古国，不少地区也都流传同样的一个顺口溜:“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父权制文化的长期统治，使丈夫拥有对妻子的绝对权力，并以暴力维持、加剧着这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更可悲的是在观念上，丈夫对妻子施暴还被当作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至今打老婆往往只看作是家庭之中的“私事”，不仅他人管不着，即使是受害者本人也因“家丑不可外扬”，而竭力加以掩饰。正是这种实际状况，显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及其严重的后果。在大量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而当她们忍无可忍，不是遵循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以暴制暴”时，又往往引发由家庭暴力延伸的刑事犯罪。她们遭受如此不公正、甚至是残忍的对待，主要是受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文化的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上所扮演的“妻子”这个角色。

　　“妻子”有许多别称，据考证多达上百种。但对大多数务实的中国人，对“妻子”的称呼是最简单明了不过――“某某家里的”，即一个终日在家劳作不休的女人。在《说文解字》一著中，许慎对封建社会中的“妻”作了文字学的专门解析:“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又，又，持事，妻职也。”“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显然，妻子作为人妇，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从事家务的劳动者。“妻”除了服侍、服从丈夫外，中文字的象形特征更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了一个手执笤帚，在庭院里洒扫不已的妇女形象。这说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低微的，只不过是从早忙到晚，持家、事夫的劳动力。唐宋若莘所著《女论语》，更明确规定，妻子应当“五更鸡唱，起着衣裳”，“随意梳妆”，“早下厨房”，“磨锅洗镬，煮水煎汤”等等。若是对这些杂事稍有闪失，或夫家有什么人不甚满意，妻子就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指责，严重的还可能被“休”出门。对父权制下妻子角色何以评价呢？按《中国妇女生活史》一著作者陈东原之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妻子就是一个“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作男子奴隶”的人。

　　可见，在“妻子”这个角色的探讨上，东方与西方的结论是相当一致的。

　　对中国婚姻史更深入的考察还指出，男女之间、夫妇之间不平等“唯一的原因，自然因为男子是宗法社会中的骄儿，是有经济权的主者，是天是神的缘故。”至于妻子，在性别上首先就比丈夫低贱，属于无法更改的次一等的“第二性”；且女人一旦出嫁为人妻为人母，终生就被套牢在家庭之中，养育后代，操劳家务，家中凡有大事都须由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掌管，妻子根本无权过问；更紧要的是其三，即丈夫对于妻子“是天是神”，妻子所能做的就是对丈夫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即使丈夫决定有错、行为有误，也不能表示异议和不满，更不能对立违抗，否则遭骂挨打，完全是妻子咎由自取。《女论语》还这样规范妻子的角色:“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大戴礼记本命篇》在所记载的“妇有七去”中，竟明明白白写着:“多言，去。”就连妻子讲话太多，也都可被夫家当作休掉的理由。几千年下来，男权至上、男性中心的观念亦根深蒂固，对于“是天是神”的丈夫们，已经习惯了使妻子生活在自己的权威之下，打打老婆只是稍稍动用一下这种权威而已。家庭暴力发生的具体原因可能是无限多样的，但最根本的就是家庭之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次。在如此不平等关系之下，丈夫拥有对妻子的各种处置权、惩罚权，甚至可把妻子当作自己在外办事不顺、受气受憋，回家后大打出手、大肆发泄的出气包。所以，只有彻底消除男女双方、夫妇双方不平等关系，妇女作为家庭暴力主要受害者的情况也才可能根本消除。

　　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大多数人都非常明白家庭暴力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当人们诉诸法律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关注并彻底改变性别不平等关系这一根源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