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价很高的好莱坞女星格温尼斯派特洛在接受《哈泼斯娱乐》杂志采访时，曾向公众出示了自己不高的择偶标准：“他最好是高高瘦瘦的，有结实的肌肉，要善良正直、彬彬有礼、博学、风趣、机智、有艺术细胞。他不必迷倒每个人，但要有独特魅力。最重要的是，他还有良好的接吻技巧。”这个标准，几乎迎合了所有贪婪得很有品位的女人的梦想。如果在中国按照这个标准找男人，可能会找到几个不同的高等品种，但找不到一个“几合一”的。高高瘦瘦有结实肌肉的一般很贵，善良正直的一般很便宜，彬彬有礼的一般有权术细胞没有艺术细胞，博学的轻易不风趣机智。最重要的是，中国男人一般都没有或不屑于“接吻技巧”。

　　也许我这样说偏激了，中国的男人该骂我了。但我想说的是：从前的中国优秀男人会干的事情比现在多得多，从会打猎到会打仗，会砍柴，会砍头，会血谏，会外交，会采阴补阳，会写小诗摸小脚；后来呢，会生活作风，会暗中整人，会向领导汇报思想；如今大部分的中国男人会桑拿，会伟哥，会海归，会CEO……

    但中国的优秀男人会“接吻”吗？这是人性中十分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像火星的空气一样神秘。一个善良正直的男人不接吻，比如贾宝玉；一个邪恶的男人不接吻，比如西门庆黄世仁；中国不优秀的男人更不接吻，比如武大郎。偶尔有一些既不善良也不邪恶之辈干一些“亲嘴摸屁股”的勾当，比如未央生之流，但亲嘴的目标不在嘴，而是另有所图。在上个世纪30年代跟着电影、80年代跟着电视这些外来文化学会西式“接吻”之前，“亲嘴”究竟是不是中国男女欢爱过程中的规定动作，似乎没有人通过合法的渠道传播这一知识。

　　亲嘴(请用各地方言发音或转译)，无疑是“前现代”性爱的一部分，它直接指向性，因而属于禁忌的部分。因此，该动作一般在私人场所进行。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德高望重的中国父母在孩子面前亲嘴，当然也看不到孩子们在父母面前亲嘴。偶尔在婚礼上会看到当众“亲嘴”的情形，那是新郎和新娘对众多捧场者的回报，为了感谢乡亲们的盛情，他们当众表演模拟性爱，以最低成本满足群众的意淫。我们第一次见到“接吻”，无疑是通过西方电影。在某座桥上或铁轨边，接吻拉响了伟大战争的警报。在教堂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接吻收割了亲朋的掌声和鲜花。这种波澜壮阔的“接吻”，对中国式的“亲嘴”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是来自肉体的一次暴乱，它在肉体和精神上改写了“爱”和“性”的性质，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空间的改变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这一改变将原始性爱的“亲嘴”，变成了现代爱情的“接吻”。

　　更重要的是，这种场所的变化同时支配了肉体语言。在原始“亲嘴”里，性别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嘴唇是一个女人，舌头是一个男人；嘴唇是防卫性的，舌头是进攻性的，它们构成了战争的紧急状态。而在现代爱情的“接吻”里，器官的性别界限模糊了，它们不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平等或尽力表现平等的对话状态。

　　性属于物种遗传，人人无师自通，“亲嘴”谁不会？而“爱”是习得的，因此需要教育。这种教育仅靠看点美式法式韩式文艺片是不成的。首先需要那些不会“接吻技巧”的大学教授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教育，也就是学会全身心扑上去“爱”，而不是只想到占有和交换；其次是要让嘴唇有一定闲暇，不要整天忙和。比起任何一个带骨头的器官，比如后脑勺、背部、腿和脚，中国男人不带骨头的器官，比如嘴唇和舌头，实在太忙了：喝酒、耍嘴皮子、吐痰、品茗、吸烟、叼牙签、骂人、诉讼、拍马屁……就在这众多高难度的器官杂技中，嘴唇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爱”的功能，又一次遭到了全面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