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频道十三日下午2：10和十四日晚11：10重播

　　被采访人：

　　大玮 同性恋艾滋感染者

　　张北川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

　　小杨 小江 同性爱者

　　翼飞 同性恋者

　　小雯 同性恋者妻子

　　崔子恩 北京电影学院 副研究员

　　周生建 重庆市渝中区计生办

　　阿国 同性恋浴室经营者

　　小刘 同性恋者

　　在目前的中国,艾滋病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阶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高危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的有效干预，这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今天的《新闻调查》将带您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

　　黑场：调频收音机调台的声音，交叠不同频道，切换，直至出现：“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切换，又调回，声音逐渐清晰，出原新闻画面：中国政府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国男同性艾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这一数字要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二十倍。

　　解说：大玮，22岁，北京某高校的一个大学生，去年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选择了直接出镜，不用做画面处理。

大玮：我叫大玮，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记者：你清楚这样的镜头播出后，你的生活和你的家人会受到的影响么？

　　大玮：我就是想以我真实的身份来面对镜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群体。

　　解说：一年前，刚来到北京的大玮碰到一个让他心仪的男孩子。

　　大玮：“彼此都是很艾对方，都愿意为了艾，可能会付出一些”。

　　解说：于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有了多次的性接触。

　　记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检查身体的？

　　大玮：当时我在大学里，我连续发烧了三四天。我当时在地铁站的时候，我看到濮存昕做的广告，然后我细细地看了一下，我觉得上面所写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有点像。

　　解说：心怀疑虑的大玮独自一人到北京市疾控中心做了检测。一个星期后，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

　　大玮：大夫把报单拿给我的时候，他说，你是HIV的阳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记者：你是独生子吗？

　　大玮：对。是。

　　记者：你当时是明确告诉你父母你得的是艾滋病？

　　大玮：对。

　　记者：他们的反映呢？

　　大玮：我妈整整病倒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真的是想不通，他们知道我也不是那种坏孩子，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会感染这个病。但是他们有一点不知道，因为我是同性恋。

　　解说：1981年，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也与多个同性有过性接触。目前，我国的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感染率仅次于吸毒人群。

　　解说：张北川教授，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他是我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艾滋干预的第一人。多年来，他不懈地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鼓呼，是男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的权威人氏。

张北川：我们国家去年公布的数字科研报告，通过性行为被感染艾滋病的人一共占中国所有的感染者当中接近30％，这其中有1/3强的人是男男性接触者，那么我们考虑到男男性接触者，占所有成年男女朋友的百分比也不过才3％左右的话，一个是1/3，一个是3％，我们就知道男男性接触的感染几率比一般男女要高十几倍，或者说几十倍。

　　解说: 据张北川教授的个人调查，中国男男性接触者中，1998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2．5％，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上升至5．4％。

　　记者：你现在能够判断出来，是哪一次的行为，会是你感染的源头？

　　大玮：我的第一次的时候吧，我的感觉是。

　　记者：第一次？

　　大玮：因为那个时候，对安全的性行为根本就是很无知。

　　解说：而当大玮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的时候，他和这个男孩子已经分手，并且也早已失去了联系。

　　大玮：我查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当我知道我自己是这个病了，我上网跟他留过言，我说我感染这个病了。希望你也去查一查，但是他没有给我回。

　　记者：中国目前的同性恋者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到底有多少？

　　张北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洞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

　　解说：由于人群基数较大，又经常伴有高危的性行为，男同性恋人群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和下一步施行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

　　解说：同性恋人群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灰色地带，由于他们相对隐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世界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近年来，一些影视媒体的渲染和类似台北同性恋聚会被警方抓获的新闻，使得一提起“同性恋”，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生活方式比较混乱的群体。

　　张北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了。

　　记者：你指什么？

　　张北川：污名化了，后面捎带的就是不道德，就是乱交，反正就是乌七八糟的那些阴暗的东西。

　　记者：很多人是这样来看待同性恋者，觉得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性。

　　大玮：所以他们根本不清楚在同性恋里面确实也是有恋爱的。我自始至终可能都是在寻找真爱，因为我本身自己就相信真爱。

　　解说：同性恋们之间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小杨和小江，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将近四年了。

　　记者：你们怎么形容这种情感？

　　小江：爱人。

　　记者：你们这种生活的打算能够做到多久？

　　小杨：已经策划到40岁了，暂时。

　　记者：基本是10几20年以后的事情。

　　解说：小杨和小江最初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他们都喜欢用歌曲来表达彼此的感情。

　　小江：特别是《我愿意》这首歌，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我经常叫他在电话里唱给我听。

　　记者：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唱这首歌，你觉得这首歌传达的是什么？

　　小杨：好像那种为你可以放弃一切的那种感觉，当时我是专门去学的。

　　记者：真的吗？你还记得不记得，能不能唱一小段。

　　小杨：（唱歌 ）

　　解说：当时，小杨和小江并不在一个城市。

　　小江：彼此的思念，写了很多信。

　　小杨：我给他写过信了我说我会来，结果过去之后信还没到。太想他了，然后就直接坐车过去了。当时是每次只要看到有婚车的经过，我都会去祝福人家，我就觉得祝人家白头偕老，上天会感动的，他也会让我白头偕老的，就这样子的。

　　解说：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性恋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断袖之癖的记载。历史上大量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哲学家都是同性恋者，象苏格拉底、柏拉图、米开朗基罗、毛姆、惠特曼……优秀的同性恋名人数不胜数。 但是，因为与传统的社会习俗相悖，直到今天，同性恋群体依然是一个被极其边缘化的群体，经常视作异类，不被主流社会接纳。

　　张北川：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刚刚20岁的孩子，他的孩子本身是同性爱者，那个母亲告诉我，我早知这样他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解说：有同性恋者在给张北川的信中写道:我们这种人生到世上就注定被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许多同性恋者在最初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时就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翼飞：那会儿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自己很苦闷，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

　　记者：你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一种疾病？

　　翼飞：对。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里拿给我学钢琴的钱找心理医生。

　　记者：找心理医生？

　　翼飞：曾经强迫过自己。

　　记者：怎么强迫？

　　翼飞：就是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

　　记者：这种情况下你能快乐吗？

　　翼飞：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只要我不是这种人，我宁愿一无所有，我当时真的这样想。

　　记者：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声音说，同性恋这种性取向，是不是可以校正的？

　　张北川：校正或者说是治疗，是基于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同性恋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大自然里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斯林诺查的一句话，一棵树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都有差异的这只不过是在性的引力方面的一种差异罢了。

　　解说:近千年来，同性恋者们所遭到的迫害一直是残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要被烧死或被送上绞刑架，到了近代，同性恋被认为是道德败坏，流氓罪，饱受伦理的指责，到了现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用电击、呕吐药等各种厌恶疗法，试图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

　　张北川：我见过这种人，他最后是出家了，他最后的结果是他对性感到整个的厌恶，这并不能使他变成一个喜欢异性的人，这是最关键的.

　　解说：据近百年来的科学研究，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与道德毫无关系。2001年4月，我国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这就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科学研究还发现，同性恋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人类中。

　　张北川：山羊里面有固定比例的山羊，我们叫做同性恋公羊。大约是6％， 这种山羊从来不追逐母山羊，他只骑跨公山羊，尤其是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依恋现象。那么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

　　记者：您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总是称之为他们不正常的？

　　张北川：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非常落后的认识，这种落后的认识就是说性应该服从于生育。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落后，这就叫做落后，是大众性文明的落后。

　　解说：由于传统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在大连找到了一个同性恋的妻子小雯。

　　小雯：这人啊，就是一辈子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我却嫁给了一个同性恋。

　　记者：谈恋艾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其它你曾经相处过的男子有异常吗？

　　小雯：我觉得他挺怪的。

　　记者：怪在哪儿？

　　小雯：就没有什么热情，他从来没吻过我。

　　解说：男友的冷淡让小雯曾经想分手。

　　小雯：提出过分手，当时他就哭了，坐下了以后就抬起头来望着天，那眼泪哗哗往下掉，他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别人来爱我。

　　记者：你当时怎么理解他说这句话？

　　小雯：我就觉得他太老实了，可能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没有人喜欢他吧。

　　记者：你现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小雯：我现在理解，他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记者：结婚之后你们会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吗？

　　小雯：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总感觉他在履行一种义务，

　　记者：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你会什么反应？

　　小雯：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就很害怕的样子，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记者：厌恶？

　　小雯：对。

　　记者：那你当时什么感觉？

　　小雯：挺自卑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解说：这种冷淡的婚姻生活持续了整整9年，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让小雯备受折磨，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小雯：他老是上网，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我当时就以为他是不是真的是或者阳痿什么的，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不好意思了。后来就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了，差不多是两三点钟了吧，我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真的睡了，然后上楼上去，然后把微机打开，打开一看，他上面所有的网站，全是同性恋的网站。

　　记者：你那一瞬间？

　　小雯：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百分之百就是。过了几天，我就做了一些菜给他吃，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哎，我说你承认吧。我说你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记者：他什么反应？

　　小雯：他当时就楞了，就是一瞬间，那个眼泪哗哗往下流，我说你所有的记录我都打开了，我说你败了，你就是同性恋。那几天老觉得心情挺不平静的，我那天晚上回来以后，我就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就以为他是自杀了。然后我就跑上楼去，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结果我上楼以后我看到阁楼上的阳台上那个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很难过，就一下子扑在他身上了，当时我就这样扑在他身上以后，我感觉他好像是哭了。因为我是觉得他脸上有很多的泪水。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不应该结婚。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记者：我听你说婚姻生活的经历，我很同情，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也会去想象你丈夫的内心的经历，他一定过得也很痛苦。

　　小雯：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什么应酬的，大家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容，就特别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那种男人。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翼飞：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他说的那句话，当时我听到就想哭，我跟他说结婚是害人害己的事情，你要考虑好，他说那句话，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的存在。

　　解说：张北川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中，有60%的人的感到的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一个同性爱者自杀之前写给张北川的信中说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请用善和爱去寻觅。”

　　解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崔子恩就是其中之一。

崔子恩：社会的问题都解决了，疾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比如说那些没有得艾滋病，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就是社会给他的。

　　记者：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

　　崔子恩：对。

　　记者：是什么？

　　崔子恩：爱情、自由、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身份的这样的空气、空间。

　　记者：假如不能提供呢？

　　崔子恩：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块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解说：在社会文化的禁忌面前，大多数同性恋者游走于边缘地带。他们的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公厕、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和网络。《新闻调查》专门在新浪网上针对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7.2％的网友认为，同性恋艾滋高感染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滥交和多性伴，34.15％的网友认为，是因为自身安全意识不够。那么导致男同性恋群体容易感染艾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来到男同性恋聚集较多的酒吧，与多位同性恋者交谈，希望寻求答案。许多朋友告诉我们，同性恋群体相对频繁更换伴侣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爱人。

　　记者：这个圈子当中遇到真正所爱的人的概率高吗？

　　小杨：不是很高。

　　记者：为什么？

　　小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异性恋那样子他们有朋友介绍，有饭局，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然后见面的认识的方式很多，而我们只有一种，网络，我们是通过很少很少的圈子朋友介绍的，我们认识新的同志的机会真的很少，就是我们寻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的几率肯定更低一些。

　　张北川：我的科研调查发现，有89％的同性爱者，他们曾经和正在希望，只有一个固定的伴侣。

　　小杨：一般很多的交友网络，下面都会写419 MB勿扰。419就是for oen night的意思。MB就是money boy(性工作者)，勿来就是说想玩的那种就不要来。

　　翼飞：他们大多都没有找到真正感情的前提下，他才会去一夜情419，才会这种。

　　张北川：无非就是一个恋爱自由问题，没有这种保障他们才可能到公厕里面，到公园里面随便找个人，只能这样了。

　　解说：同性恋者们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有最终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如果遇错了人，还可能遭到勒索敲诈，或被主流人群察觉自己的身份。

　　张北川：我们在同性爱者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就是在不断不断地看到悲剧，也是因为这原因。悲剧多了以后就不愿意产生感情，产生感情就是受伤害，谁愿意总是受伤害呢，于是就变成了性。

　　张北川：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爱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

　　记者：安全？

　　张北川：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记者：但是他在健康上是最不安全的？

　　张北川：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是最安全的。

　　解说：而另一个让同性恋人群艾滋高感染率的重要原因是无保护的性行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插入性性行为非常容易造成直肠黏膜的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

　　记者：在你跟他进行性接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健康？

　　大玮：对。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前提的话，是很难启齿去询问对方的身体情况，或者是很难提出要求做一些安全措施？

　　大玮：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张北川：这个国外常有一个形容叫做，在一个软弱的时刻。马斯洛心理学第一就是讲的生理需求，第二才讲的安全需求，然后才有什么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爱的需求。

　　解说：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性的敏感和羞涩，也使得无保护的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记者：你那个时候知道安全套吗？

　　大玮：知道，这个知道。但是说，要是去那个店里去卖，我觉得可能就很不好意思。

　　崔子恩：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有一些人还是懂得安全的性的知识的，还是懂得的，但是他操作起来不方便。

　　记者：你指什么？

　　崔子恩：他不能随身带一个安全套。他带上了之后，人家就会有歧视，觉得你在性的方面是一个放纵者。

　　记者：担心谁的歧视呢？

　　崔子恩：担心发现的人。因为中国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检察官，都会知道，哎，柴静，你包里带着什么，梳子、口红什么的，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知道你是什么？大家都是透视的眼睛。

　　记者：就是说安全套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意味着什么呢？

　　崔子恩：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

　　解说： 从1998年开始，张北川和一些志愿者采用同伴教育、电话咨询和出版内部杂志《朋友通信》的三种方式在同性恋群体中大规模开展健康干预工作，与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同性恋者们保持着书信联系。

　　张北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深圳有两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在厕所里面知道我的电话的。

　　记者：他们怎么会把你的电话写在这个地方？

　　张北川：因为这儿能提供点帮助和支持，还有的人在公厕，比较好的公厕，那个上面地方放着《朋友通信》。

　　解说：由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健康干预工作，张北川被授予了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氏的马丁奖，并获得了一些机构的资助。七年过去了，张北川一如既往，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了进来。周生建，重庆渝中区计生办主任。他是最早介入同性恋群体艾滋干预的官方人员之一。

记者：但是你和张教授的身份不一样，他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你一个有行政身份的人。你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你为什么不等有明确的政策再来做。

　　周生建：因为艾滋病是急的一个事，不能等，再等的话，就没办法收拾的一个局面。

　　记者：主流人群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同性恋群体，他们的健康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生建：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崇尚生育文化的一个民族，绝大多数同性恋已经结婚，或者是

　　准备结婚，或者是将来会结婚，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包括一些异

　　性恋也有同性性行为，张北川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和五个异性

　　恋的男性有性接触。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生建：这意味着同性恋他们的疾病，在他们当中蔓延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恋和他们的妻

　　子，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你丈夫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之外，他有过多少次跟男性之间的性接触，你清楚吗？

　　小雯：我可能不清楚。

　　记者：那么他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安全措施，你清楚吗？

　　小雯：不清楚。

　　记者：你担心吗？

　　小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挺担心的，反正感觉这个情绪特别复杂。

　　记者：如果是没有干预呢？

　　周生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最后受益的是普通人群。

　　解说：2003年8月，在参加了张北川教授召开的一次南京同志防艾干预会议之后，周生建向重庆市计生委申报了一个对同性恋的高危人群艾滋干预项目的立项，并得到了重庆市计生委的支持。

　　记者：那个时候重庆两千多万人，茫茫人海，你知道这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在什么地方？

　　周生建：就是刚开始非常非常困难，孤家寡人一个，后来张老师说，给你在《朋友通信》上，刊登一个招募启事，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起草了一个启事。

　　记者：招募什么呢？

　　周生建：同性恋的志愿者。刊登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就来了两个人。

　　解说：这两个人是重庆彩虹工作组最初的班底，在他们的努力和重庆媒体的宣传下，志愿者越来越多，经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拔，固定志愿者30多人。最初，他们开通了两部男女同志热线，由志愿者接听，一部防艾热线，由周生建亲自接听。

　　记者：你会随身携带这个电话吗？

　　周生建：随身携带。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1点才关机。

　　记者：周六、周日呢？

　　周生建：全开，春节都开机的，都没关。

　　记者：可是这样的话，你每天得接多少个电话？

　　周生建5：一天可能接20多个吧，平均20多个。

　　解说：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

　　记者：你们在公厕里也安置吗？

　　周生建：安置。

　　记者：但是你这样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

　　周生建：对。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就是说你们在去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都不能明确地说出你们的意图？

　　周生建：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解说：阿国，重庆一家同性恋浴室的老板，也就是在他的浴室里，率先安置了安全套售卖机。

　　记者：来浴室的都是同性恋者吗？

　　阿国：基本上全是。

　　记者：你怎么判断？

　　阿国：因为我那个浴池的招牌门口打的是洗脚的，但是如果他进来问洗脚的肯定不是，我们就要拒绝。没有洗脚的，没有小姐，进来就是洗澡的就是了。

　　记者：进浴池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经验和判断，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阿国：一般来说的话， 40％到50％。

　　记者：将近一半人。买的人多吗？

　　阿国：买的不是很多，大概30％。

　　解说：为了进一步地普及安全套的使用率，周生建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由售卖安全套转变为免费发放安全套。

　　周生建：我们的志愿者选择了酒吧，利用酒吧星期六、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去发放安全套，发放一些防艾的小册子，发放朋友通讯的这些书。

　　记者：你这些安全套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周生建：都是我们计生委免费给我们的，所以计生委当时的领导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还有张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万安全套，数量上我们有充足的保障，去年我们发放了14000多安全套。

　　记者：在干预之前，他们买安全套的比例大概30％，等工作组在这里免费地发送之后，取用的人比例是多少？

　　阿国：50％－60％。

　　记者：免费和售卖的只不过差一块钱，一块钱并不是多高的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阿国：还是宣传力度。

　　记者：你的宣传画贴在什么位置？

　　阿国：非常显眼的，换衣服的那个位置，每个人都能看见，进来过后就能看见。

　　记者：《朋友通信》每次都会去取吗？

　　阿国：对，每次都会去取，

　　记者：你为什么愿意去呢？

　　阿国：因为我拿回来的只有，他们争着看。

　　记者：他们能从这些书中得到什么呢？

　　阿国：信息。他们还是感觉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宽松。

　　记者：这样的一种信息对这个群体？

　　阿国：会有一种帮助。

　　解说：在免费发放安全套之后，重庆工作组又率先针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了艾滋干预。

　　记者：这部分人是同性恋人群当中，更为敏感的一群人。他们甚至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对象，你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怎么来对待这个群体？

　　周生建：我们为这个人群，提供一些人性化的服务，为了阻止艾滋病的蔓延，是针对这种疾病，而不是针对他具体行为的支持。

　　解说：在周生建的引见下，我们见到了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也成为了工作组志愿者的性工作者。

　　记者：那你们原先的圈子里头，对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小刘：很恐慌，很害怕。

　　记者：如果想到他们会介入到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反映是什么样的？

　　小刘：可能会拒绝这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毕竟数量地狱生活吧，他毕竟怕别人知道。

　　记者：那你怎么会在周主任面前公开你自己的身份？

　　小刘：基于感谢吧。对我自己身体健康有利的一些东西。

　　记者：在为男性提供这样的性服务的时候，会很频繁吗？

　　小刘：有。

　　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小刘：大概一天有时候可能有4、5个人有过性的接触，

　　记者：这些人在跟你有了性接触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地使用安全套吗？

　　小刘：他们有的也提出戴。

　　记者：通常来寻找MB的顾客，都会是什么样的人？

　　小刘：有一部分是成家了，有一部分是离异的。

　　记者：你的意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婚姻。

　　小刘：有婚姻，但是离异的，大多数都是再婚，也有现在已经是离异的。

　　记者：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他会？

　　小刘：传播给他的家人是吧。

　　解说：在意识到这些危险之后，小刘也积极地配合工作组进行防艾宣传。

　　小刘：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然后发一些图片，呼吁整个社会关注艾滋病。

　　记者：但是也有人会说，如果你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分人的话，也许你们应该向公安部门举报，也许你们应该履行现在法律上对你们的要求。

　　周生建：如果说举报的话，可能我们认识的这部分人被处理了，我们没有认识的这部分人可能转入地下了。感染更多的人，采取更隐蔽的方法感染更多的人。

　　记者：这些MB的这些人，他们现在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有多高？

　　阿国：比以前提高很多了。

　　解说：重庆工作组还同时针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由于他们工作组的杰出表现，马丁的防艾组织于去年11月正式挂牌。今年6月，卫生部出台艾滋高危行为干预方案，也将性工作者与男男性接触者列入干预的重点对象。2003年底，重庆彩虹工作组曾率先对重庆的270多名同性爱者进行了免费的艾滋筛查。

　　记者：筛查的结果是是什么？

　　周生建：一个人都没有。

　　记者：当时这个结果让你兴奋吗？

　　周生建：高兴了一段时间，很快我觉得也不是很真实的一个结果。

　　解说：就在我们采访期间，周生建突然得到消息，重庆的同性恋艾人群中新检测出一名艾滋感染者。

　　记者：你知道重庆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反应？

　　周生建：我心里非常沉重，总觉得我欠他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更早的介入这个工作，也许他就不会感染了。

　　记者：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染的？

　　周生建：无保护性的性行为。

　　记者：这意味着有很多人有着潜在的感染可能。

　　周生建：肯定有。

　　记者：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当中感染艾滋病毒的筛查能够有多少能做到吗？

　　张北川：远远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说真正做过筛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他怕进一步受到歧视，一个叫作性取向歧视，一个叫作艾滋歧视。

　　周生建：艾滋感染对每个人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抛开一切的歧视，我们才有可能阻止艾滋在中国蔓延。

　　解说：已经感染的大伟主动选择了退学，在北京治病，过着简陋的生活，并为一些卫生机构拍摄艾滋宣传短片，呼吁大家珍惜生命，并对社会负责。

　　大玮五：我在网上整整公开了一个月，我就公开自己是感染者，可能有人说过我，他说你真傻，你干吗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样对你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我心里很踏实。

　　解说：小雯已经与同性艾的丈夫离婚，并进行了身体检查，一切健康。

　　记者：你同情过他吗？

　　小雯：很同情他，我就觉得他以后的路可能比我还要难很多的。

　　解说：志愿者们依然与周生建一起日复一日地为这份事业奉献着。

　　记者：你们所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小杨：希望世界上得艾滋病的人更少一些。

　　记者：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小杨：不管他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崔子恩：人类是一个集体，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个肢体坏死了，这个人类也就坏死了，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他的某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脏器就会导致他整个生命的消失。同性恋也是人类的一个脏器，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在我看来。

　　记者：在你的理解，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崔子恩：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就是他的位置。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希望这个特殊的位置消失。

　　记者：这么多年的艰辛努力，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张北川：希望看到我们都在一起能够笑着谈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不是一个问题了，有那么一天，肯定会实现的，我们都在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了爱得到了尊重，我想那是非常美的时刻。

　　（翼飞跳舞）

　　解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南京，西安，北京、成都、重庆、武汉、杭州都拥有了类似的同志工作组。

　　演播室：目前全球已有两千多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不同国界、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人们都战在同一战场之上，在这里，科学、关爱、理解终将取代愚昧、歧视和偏见，而在防治艾滋的艰苦征程当中人类也一次一次的实现着对于自身认识的理性超越，张北川、周生建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当然，有效的干预只是我们预防艾滋的手段之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自重自爱，尊重生命，远离高危行为，这才是人对于自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保护。

　　总制片人：梁建增 陈虻

　　制片人：张洁

　　编导：范铭

　　记者：柴静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助编：郭沫洋

　　责编：赵华 王琦冰

　　合成：张东升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