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婚姻的沉重负担、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字眼与同性恋的联系日益紧密，而3000万这个庞大数据更表明同性恋群体已成为我国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面临的困境”是专家和同性恋者的共同看法。

　　生存艰难的3000万同性恋者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欧美一些国家认同的正常现象等，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

　　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

　　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很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

　　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一位同性恋者对《环球》杂志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也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太难了……”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说，大中城市的同性恋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同性恋者，则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处境更为悲惨。

　　正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行为的发生。张北川通过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 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敲诈等。

　　“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严重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而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应单独使用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两个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合二为一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国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

　　我国同性伴侣的关系由于一直处于地下隐蔽状态，得不到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约束，他们的伴侣关系易碎而短暂，这就导致了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伴侣，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与普通人群一样，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死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被迫选择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剌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

　　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至少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只是把社会压力转嫁给了个体的婚姻家庭，其后果是，由于同性恋者很难履行婚姻的义务，如夫妻性爱等，这种婚姻使当事双方都痛苦不堪，甚至酿成悲剧。

　　今年3月，江苏如东县沿南村就曾发生一起震动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惨剧。这也是全国首例女同性恋者杀夫案。专家对此发表观点说，在江苏这个惨剧中，正是由于丈夫对妻子同性恋行为的阻止，才引发了同性恋人的过激报复行为。

　　今年28岁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恋者(圈子中称为“拉拉”)李华(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双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对象结婚。两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应付家里的压力。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又是家里的独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让妈妈伤心，所以我将来只能走结婚这条道路。”凡浩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把女朋友这一关熬过去吧，结婚再拖两年。”

　　已经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华这样约定：将来建立家庭时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可以带各自的朋友回家。为了将来融洽相处，他们现在找朋友时都要先通过对方“审查”。

　　“我们四个人将来要生活在一起，当然得互相满意。”凡浩笑着说，“其实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但同与异性恋者结婚相比，至少我们没有欺骗对方，不会受到心灵的谴责，能给自己一点点安慰。”

　　尽管凡浩是圈子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但他仍然感到非常痛苦：“其实我们是正常人，却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据介绍，更多的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违心地和异性配偶组成家庭，以减少自己因为性取向与异性恋者不同而受到的社会压力。

　　张北川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异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基志有一位朋友罗美玲(化名)今年1月刚结婚，但是，婚后夫妻生活一直不正常，经过找资料对比，罗美玲确定丈夫是一名同性恋者，随即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婚姻生活。

　　段勇接触过许多同性恋者，其中大部分人与异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但许多人对妻子隐瞒，在外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

　　“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说，“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给他们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问

　　在采访中，同性恋研究专家和同性恋者普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客观正确认识同性恋，消除偏见，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扭转3000万同性恋者面临的困境，解决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

　　段勇说，改善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最关键的是，政府和新闻媒体要向大众普及有关同性恋的科学知识，给予同性恋相应的重视，促进这个群体勇于站出来，让公众了解同性恋。

　　“同性恋者走出来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比如就业等方面不能受到歧视，避免他们刚公开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种伤害行为。”段勇说。

　　大多数同性恋者对此表示认同。陈亮(化名)是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的志愿者之一，两年多时间里，他通过互联网、联谊会以及心理健康热线为圈子里的人传播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陈亮说：“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态度需要转变的同时，同性恋者自己也要通过自身努力，在大众中间塑造良好、健康的形象，尝试者走出‘柜子’。”

　　与此同时，我国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为的规范尚处于空白。“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也显得尤为重要。”张北川说，“目前，我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款，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也应享受平等的权益，比如，同性伴侣共有财产的处置权和馈赠权利。”

　　张北川还指出，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一样，都是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人群，所以具有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成果的权利以及要求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权利；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免于非人道的对待和惩罚的权利、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等。

　　昆明市民叶丽馨曾在玩网络游戏时认识了一名同性恋者，后来还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成为好朋友。

　　“过去对同性恋一直有误解，很排斥，但是通过接触后发现，同性恋者和普通人群没太大区别。”叶丽馨用同情的口吻说，“同性恋者的性倾向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们已经非常痛苦了，还要遭受各种压力和指责，很不公平。”

　　一名同性恋者对记者说，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与叶丽馨一样“宽容”，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将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