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供奉在庙里的观音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裹着红色的旗袍，雍容华贵地死在了洛杉矶家里的地毯上。就连死相也颇为小资的她，成为晚她大半个世纪出生的人的楷模。如今，但凡自称痞子的无不效仿王朔，但凡自称小资的无不效仿张爱玲。从现在的电视剧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本的电视剧是跟着政策走，用以图解政治。如今不做官的帮忙了，改做商的帮闲了，全都跟着商业都市里的享受意识形态变化。前一段时间，长的媚骨十足、妖冶有余的林心如突然来了一把《十八春》的性格刚介、性情温柔的顾曼桢。最近，有些地方卫视又开始放经过当代人审美扭曲过的《金锁记》。好端端的性格扭曲的曹七巧经过再度扭曲后，负负得正，丧失了原本的变态相，突然人性了很多。还有杀青很久却至今没上荧屏的那部戏（名字突然忘记了，刘若英演的），请来了平时在演艺圈里爬爬格子的女星来扮演起了张爱玲，尽管模仿的不错，但神韵气质上的差别实在不敢恭维。
　　对一个人的崇拜到了无时无刻不在模仿的地步。那只能说是时代的滥觞。固然，张爱玲的作品是摆在那里的，我个人看的最多的现代女作家的作品也是她的。但是，突然被奉为神灵似的供奉，却不得不说是小资化黔驴技穷的表现。不得已，他们从地底下掘出了祖宗来祭祀。
　　先不去说她的生后有多少死心塌地的送葬者，且看他生前留下的那几本书。故事的背景，几乎清一色的是在欲望都市：无论上海，还是香港，无不如此。人物要么是白流苏式的落魄“老克腊”以及兼顾中西文化的“海归”青年范柳原；要么是大家族式里的遗老遗少们就如同曹七巧；要么就是工作有余衣食尚足的顾曼桢和沈世钧们；要么就是舞小姐、风尘女子；要么就是小白脸、大家公子以及游手好闲的浪子。统统的主要人物，无不带点小资化倾向。惹的现代的人，也不分好坏善恶都开始了“邯郸学步”，甚至连故作风流姿态的也大有人在！
　　1949年后，恐怕张爱玲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小资了吧。以后小资和反革命直接挂钩起来，即便是小资也不小资了。从此，小资断奶了！

     关于王安忆：过把瘾就死
　　按照常理来说，王安忆不能列在小资的行列中。她母亲茹志鹃是“十七年文学“的红人，如果还是以文革”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点来看，母亲写无产阶级文学，女儿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小资呢？即便是她的作品中，涉及小资题材的也不多，如果非要算起来的话，也就《长恨歌》这么孤零零的一部。
　　小说我只花了一点时间扫了一遍。也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差。只能说那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只不过是“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中的一个异类罢了。回忆，那是靠个体记忆，而这篇著作却看来有从集体记忆或者他人记忆中模仿的痕迹。尽管不是直接模仿张爱玲的，尽管在写作技巧上有别于她，可很难说两者不是同一风格的。照样是十里洋场，照样是别张爱玲用到只剩下残渣的情节。王琦瑶身上，显然还感染着张氏的病毒。前几个月，上海人的小资生活丰富了起来，文化界也不仅仅是批量生产张爱玲的改编电视剧了，《长恨歌》也搬上了话剧舞台。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王安忆自己看来，还是文化评论界看来，她的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绝对不是《长恨歌》，但何以被广泛接受的却是它呢？答案恐怕也无须多问，只能是由于它迎合了现在的文化消费市场。
　　正因为她并非完全的小资，所以《长恨歌》也不过是个例外，偶尔为之――像是现在各行各业都能玩票的明星一样，不过是为了过把瘾，并不做长远考虑。

　　关于陈丹燕：小资的金枝玉叶
　　我本人对她并不了解，也没看过她的书。对她的唯一了解，还是从朋友那里聊天得来的消息。不知其书，不论其人。我也没资格去说什么。听朋友的介绍，知道她是90年代最后一个用脑子写作的小资作家，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关于卫慧：扒光了衣服写作。
　　相比较陈丹燕那好歹用脑子写作的传统方式，她可谓是改革了不少。她扬言自己是“身体写作”。我乍一听，不知所云。再一看，不过是给露骨的“性描写”一件“皇帝的新衣”。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忽然说起――珠江口，有个木子美；长江口，有个卫慧。两个人既不优美，也无智慧，不过是有那么点不要脸的淫秽。
　　我听了，只是大笑，一来佩服我朋友的口才，二来是对文化的无奈。小资发展到她那里已经是要拖衣服了，那敢问，倘若小资还存在，那又要往哪里发展了呢？世界上只有真理和动物是不穿衣服的，再这么下去，要么比动物还动物，要么比真理更真理。实在不行，恐怕再后来的小资作家非得自残，学亚当一样抽出自己的肋骨才能写作哩！通常最不要脸的勾当要用最精美的词语来包裹。卫慧深谙其道，给自己的劣质色情著作冠以“我的禅”，忽然之间，也许就连六根清净的佛教徒们也要给她勾起欲望了。把两个丝毫不干，甚至对立的事情能牵扯在一起，也亏她有这个本事。不知道是佛教玷污了她的“身体”，还是他的“写作”玷污了佛教。
　　

      无耻至此，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