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都有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这就是所谓生逢其时和生不逢时的区别。作为女人，如果选择生活在宋朝，幸或不幸，一半取决于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子，一半取决于她遇到什么样的男人――所以，在宋朝与其做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弱女子，不如做一个“舞裙歌板尽情欢”的奇女子。当然做奇女子如果要做得“风流得意”如李师师那样的，必须具备几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琵琶弦上说相思”，那是基本功，重要的是如何说相思和向谁说相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甚至就连我的男同事在一篇《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朝代》中，也把宋朝列为“第一志愿”。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文人――而宋朝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无论我们在战场上输成什么样子，无论异族的铁蹄把中原糟蹋成啥样，那都是老百姓要面对的事情，而文人始终在舞文斗墨，浅吟低唱――宋朝是一个最讲究精致生活的朝代，而宋朝的文化人也最有资格讲求品位――因为那个时代，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世界十大繁华都市，我估计起码前三甲全是我大宋王朝的。尤其是宋徽宗时代，身为一国之君，不仅自己以身作则爱好文学艺术诗词歌赋，而且还亲历亲为引领时尚潮流――无论他填的词还是他作的画，甚至他监制的茶具瓷器直到今天依然是精品中的精品。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要得到宋朝男性文人的喜欢，对于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宋朝男人并不喜欢“真刀真枪”的美女，他们喜欢那种感觉上的美女――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要求美人穿着比基尼给他们看，他们只要求美人在灯下月下看起来很美就够了，他们喜欢寄情于美人，与美人酬唱应答。当然这也大大提高了宋朝美人的职业门槛和从业要求，你以为像今天这样，只要肯玉体横陈就可以享誉文艺界吗？

　　常常听周遭的男文人控诉如今的女子之势利还不如宋朝的欢场女人――柳永一生不第，老死青楼，尚且有几个红颜知己肯为他出资薄葬；耿介孤傲的晏几道家道中落，一辈子没有什么大出息，尚且有四位红尘歌女名唤“莲、鸿、O、云”的与之热恋，为什么当今的女子不肯呢？我倒是觉得，那是因为青楼女子久在风尘，故看得破的缘故――就像现如今流行歌曲唱得那样“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既然如此，何必强求那些没出息的男人去争个名利呢？像李师师那样，自己靠着当朝皇上，艳帜高张，业余时间也不耽误和当朝第一才子周邦彦“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这和现如今的聪明女子有什么两样呢？你思念我只管思念我，我喜欢你只管喜欢你，但我有我的人生和方向――“高情已逐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说到底，在内心深处，女人原本是一样的，盼着一个好男人一个好归宿，“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好容易遇上的，谁舍得分离？但倘或总是失意，总是不遇，像李清照那样，丈夫生死别离，感慨身世凄凉，不免“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或者像朱淑真那样，好端端的才女，偏偏婚姻不如意，所以只好“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她们是真没办法呀，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女子，如果有办法，还不个个都像李师师似的，“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如果没办法，除了怨自己命薄还能怎样？最多是像美国女强人赖斯似的，豁出去不嫁了，弄个功成名就给这个世界看看！而像赖斯这样的女子，宋朝也不是没有的，只是少，因为那样的女子，宋朝男人不欣赏，他们不欣赏，所以就不肯为她们写词了――不知道那该属于宋朝男人的悲哀，还是宋朝女子的悲哀，抑或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