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通常是一副知书达理、眉清目秀、弱不禁风的模样，更代表不识愁滋味，只会吟风弄月的游手好闲和“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世事不通，除了对其社会地位、学识水准的有些仰慕之外，在世人眼中，“百无一用是书生”。
　　
　　实际上，从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上，不难看出一种女性化的特征，那就是：柔弱、温顺和依赖性。
　　
　　这种女性化特征的由来不难理解，所谓“相夫（君）教子（民）”，本就可以从家与国两个层面解构。因为中国既是一个皇权社会又是一个男权社会，君权和夫权在实质上是等同的，在国家这个大“家”里，知识分子作为官僚体制的基本组成和储备，其所行使的责任与男权家庭中的主妇行使的责任均有相同的内涵。在皇权社会下，知识分子作为士大夫官僚阶层，本身不具备独立性，是皇权的产物，依附于皇权生存，其与皇权的关系如毛与皮的关系，这和男权社会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也相同。这样，政治上、权利上、人身上的三重依附，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心理定位与男权家族中的妾妇趋向一致。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载者，势必会把这样的潜意识带入传统文化中。所以中国文化观念中，女性化几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在古典诗词中，有数量极多的描写闺怨的诗句，其心理刻划之精致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诗句却大多出于文人之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人女性心理的无意识表露。当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旬阳江偶遇琵琶女，在知其身世之后，大呼知己，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抵在白居易内心深处，被商人撇在船上与被君王踢出京城，根本就是一回事；得不到君王的宠幸和得不到丈夫的恩爱也无本质不同。仔细考察一下，历代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和妻妾成群的家族中的争风吃醋是不是也有太多相似处？
　　
　　从价值观上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忠”和“贞”本就是同一的，“忠臣不事二主”与“烈女不事二夫”没有什么不同，历史上的许多忠义壮举其实在《烈女传》中也能找得出影子，区别只在君与夫的不同。儒文化要求知识分子具备“五德”（仁义礼智信），也要求妇女具备“四德”（德言容功），均基于同样的伦理基础。中国文化讲究阴阳和谐，天为阳，地为阴，由此可推，君为阳，臣为阴；夫为阳，妇为阴。而阳刚阴柔，这就注定了中国文人，进而中国文化必有太多的阴性特征。
　　
　　传统审美观上，女性的柔弱妩媚被普遍接受，甚至成为高贵典雅的同义词。中国美男子的标准基本上和美女的标准是一样的，文人的楷模如张良“貌若妇人”，诸葛亮“面如冠玉”，至于“面如傅粉，唇若抹朱” 这样的词汇居然被大量地用来描述驰骋疆场的武将，足以令现代人诧异。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身上几乎已经剩不下什么男性气质特征了。当然不能就此判断说生活中的曹雪芹就是如贾宝玉一样，女性特征并非就一定是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是他们依据自己的潜意识塑造出来的理想模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
　　
　　这样的心理积淀在性心理上也会有所体现。“坐怀不乱”之所以会成为判定一个知识分子操行的标准之一，背后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性角色发生了错乱的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礼教森严，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一方面却又不是禁欲社会，性放纵相当普及，花街妓院成了中国文人最流连忘返之处。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一切欲望的内驱力，这种两面性正是源于知识分子摇摆于生理上的男性与心理上的女性的矛盾，既对性怀有恐惧却又对性能力焦虑，造成性错乱。春药在中国传统社会反常地极受青睐，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文人即女人，则文化必阴盛阳衰。中国文化的阴性特征还体现在多方面，特点是重文轻武，重感性轻理性，重亲情轻制度，重取巧轻努力，重空谈轻行动，比如词汇的暧昧多义，绘画中的空灵含蓄，战争中（兵法）的谋略先行，武术中强调技巧至上等等，可以看到，阴阳文化中“阴”的一面被阐发的淋漓尽致，“阳”的一面则被轻视或鄙视，这种阴阳失调，不能不说始于知识分子的女性化潜意识，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