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性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当然，我指的是性生活，而不是性别，性别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是我快乐和烦恼的根源，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成本，这成本在有生之年能给我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赔个一毛不剩，变成呆坏帐和闲置资产，我心中还十分没底。

　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这事风险太大。这说明作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那么毫无疑问，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1954年艾伦•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说世上并无尊卑，如果有不平等，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我觉得既然谈到价格，那其实还是一种平等――钞票面前人人平等，比如香港的淫媒组织就曾经列过一张菜单，把演艺界的女明星一网打尽，我心中的那些偶像，从清纯玉女到三级肉弹，谁值多少钱标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手上有一亿美元，那感觉就象走进了超市。
 
　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那么一次单纯的、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官人，我要！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不明白标准合同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也不满意中国电信的服务，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

　合同订立后的性爱象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发生任何毁损灭失、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额头冒汗，这充分说明作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而“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保险”，于是就有了杜蕾丝、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根据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论题”，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中国人寿作的是同样的生意，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作“保险套”的人堪称伟大，他要不是天才，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所以到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交易过程中，出力最多、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货主嘛，规定要承担运费的。

　如果探究到细节，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除了交货、验收，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电影《一声叹息》里，张国立问刘蓓：好不好？刘蓓娇喘一声：好死了。看得人心潮激荡。当然，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伪装高潮也快乐》，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如果这种作法如果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因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2002年被罚了一亿美元，那笔钱如果给我，我就有能力去逛逛超市了。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象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但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三百多对夫妻的睡姿，最后得出结论：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婚龄超过2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还有一位专攻下三路的诗人说，他在婚姻中唯一获得的“体制性的阳痿”，看来他需要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

   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这些都说明婚姻是一个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与单干户相比，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可比价格低，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广告卖点多是皮肤、身材，或者武功，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跳楼价、大出血、拆迁甩卖”什么的，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老婆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作文章。

　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方面，小姐们纷纷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这情形有点象我们经历过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投机倒把”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赚了一点钱，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时常偷袭他。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他也确实值得原谅，我表嫂出身名门，教养过人，对作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洗澡，要关灯，要遵循法定程序，要正面交流，决不可暗度陈仓，等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高关税壁垒，我表哥不懂经济学，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真他妈没意思。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

　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交易成本越高，人就越穷，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这话简直就是我说的。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客厅里的贵妇、卧室里的荡妇、起居室里的仆妇”，这其实也是在响应张先生的理论：降低交易成本。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的质次价高的性产品，终于在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他们离婚了。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前些日子各地都有“换妻俱乐部”的报道，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遇到这样的新闻，总要反来复去地看。《圣经》上说“亲近邻舍之妻的，不免受罚”，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打板子，捱班房，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农民拿粮换布，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前面说过了，夫妻之间有个“性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使效用大大提高。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效用越高，就越幸福。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帕累托优化”，是指在资源分配中，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大家排队取水，桶各有大小，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答案很明显：小桶在前，大桶在后。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阿瑟•奥肯1975年的“漏桶试验”，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而换妻就是一个。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大家自愿，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

    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也付不起，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你怎么说。不过这也正常，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电影《不道德的交易中》，黛咪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事后十分痛苦，觉得这生意不划算，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而是别人的老婆，想来就会好过一些。

　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拿老婆当玩物。这话看似偏激，实则非常接近真理――性其实就是种物权。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你买了一只锅，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别人不能轻易碰。性也是这样，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也许变态会这么干，但我从没见过。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女网友评论完了，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骂得十分提神：三八，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她们不也在换夫吗？

　当然，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这事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除了上帝。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这话可以跟波茨纳那句“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联系起来理解。《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这话有点费解，如果我有个老婆，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但非要她敬他爱他，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单方面的我不干，要就换妻。

按古龙的说法，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堪为百代祖师”，那时候没有钞票，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性”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换几捧高梁米，大概早有定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可以换彩电，换房子，换工作，换城镇户口，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货币比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这里的“货币”如果不是指性资源，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

　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类的性压抑、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咆哮不止，据说是发情使然。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一年只有那么一季，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茫茫林海，真爱何求啊。人类就不一样，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自带设备搞生产，方便又轻松，资源又丰富，没有稀缺性。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指的是对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百年三万日”，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如果我们也是老虎，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咆哮不止。

    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性产业不合法，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偶尔生产，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就象爱伦•坡的诗：被光明弃绝/向幽暗中寻找自我。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不知道译得对不对，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她这样对警察说：找不到工作，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不干这个干什么？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

　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上帝是这么说的，“妓女如深坑…她埋伏好象强盗，她使人多有奸诈。”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与妓女结交的，浪费钱财，”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18世纪初，英国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蜜蜂的寓言》，说节约并非美德，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这话也有事实依据，比如泰国就有爱滋病泛滥的问题。

　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我也无话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既然不可能禁绝，不如拿它来赚钱。一个阵地，政府不去占领，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钱在政府手里和在黑社会手里哪个更能为广大人民造福，这事不好说，但逃税总不是美德。至于“伦理危机”，我看就是个幌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关于伦理学，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比如雷公电母、狐仙和柳树精，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再说说泰国的爱滋病，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只是政府管理不当，如果不合法，可能传染得更厉害。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比如小道消息、黄段子，还有SARS。

　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据说太原也有这种情况，但身边的事不好说，我们还是说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