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比较《马路天使》中的周璇与《像雾像雨又像风》中的周迅，说这隔着60年光阴的两个女影星在神态上是多么相似。但周迅并没有在电视剧《金嗓子周璇》中扮演周璇。那些逝去的女星――王人美、阮玲玉、周璇、胡蝶，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传奇电影，她们给100年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阴柔的气质。在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中，曾经推出一个有关中国电影的“老上海系列”，一位年轻演员手捧《胡蝶回忆录》，缓缓诵读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的生平故事。

风光的章子怡

　　如果将胡蝶的故事搬上银幕，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张学良和戴笠，很可能会变成男配角，尽管张学良“九一八”前夕与胡蝶跳舞的传言已经被历史学家否定，但当时广西名流马君武先生《哀沈阳》一诗给胡蝶带来的影响却没有消失。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另有一位北大教授钱苕隐，写了一首《胡蝶曲》，这首诗一直被拿来和吴梅村的《圆圆曲》相媲美。在文人眼中，胡蝶和陈圆圆相似，而文人给美人写诗，也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

　　据历史学家考证，胡蝶等人当时到北平是为《啼笑因缘》等影片拍摄外景，演职员都住在东四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没人能独自外出。“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先生在1931年拍摄《自由之花》一片，讲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凯与日本人的勾结，日本人则给张学良和胡蝶造谣。

　　1926年，《良友》画报在上海创刊，封面女郎就是胡蝶。1933年，《明星日报》创刊，他们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投票延续了两个月。当时，美国的奥斯卡奖刚进行到第二届，最佳女主角获得者玛丽皮克福特到上海访问，《良友》刊登出皮克福特与胡蝶的合影，称为“中西双美”，皮克福特既为“影后”，胡蝶尚缺个“影后”的名分。

　　1933年3月28日，“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举行，胡蝶获得“电影皇后证书”，证书云:“盖无皇后不能树银幕之先声，非女士不克居金屏之独座也。且秦暴方强，鲁难未已，飞机救国，日相喧呼，积款乘时，借资号召。蒙女士现毫端之艳彩，色相示人，舒口角之春风，歌音餍众。玲珑肝胆，与朱家郭解相期;旖施光辉，岂小玉双成可比。”“小玉双成”典出《长恨歌》，与前诗“赵四朱五”倒成一配。当时胡蝶获得选票两万余张，阮玲玉获选票7000余张。美国一学者曾研究过30年代中国的报纸发行，他的观点是，当时中国读报纸的是精英阶层。

胡蝶在回忆录中表明，这“皇后”称号是个游戏，但却跟了她一生。

　　1935年初，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是《姊妹花》和《渔光曲》的女主演，因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影展结束，胡蝶再到伦敦、巴黎等地，第一次让西方人见识东方电影人的风采。但随着战火弥漫，胡蝶的演艺生涯暂时中止。
 
　　1932年夏天，左翼人士正在进入电影产业，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后，民众对武打片、言情片失去兴趣，“明星公司”希望左翼人士能担当“编剧顾问”。夏衍先生在《左翼十年》一文中回忆:“我们在‘文委’会议上向秋白汇报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就得到了秋白的同意。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妨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当然，现在只是试一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更不要幻想资本家会让你们拍无产阶级的电影。”

　　时光荏苒。1961年，夏衍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这一年，周总理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谈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发扬艺术民主”的问题。会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到各地电影院进行调查，然后提出，观众喜欢电影明星，能不能印刷一部分明星海报张贴在影院。各电影厂报上演员名单，最后确定22名演员成为“影星”。1962年4月，中影公司向电影局提交报告，得到夏衍部长的批准，北京美术公司和中国图片社印刷了上百万张“22影星”照片，观众踊跃购买，并将这22名演员称为“22大”。

　　这“22大”中有崔嵬、张瑞芳这样的“老明星”，他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也有祝希娟这样的“年轻演员”，还没毕业就有机会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女主角。谢芳也是一位年轻的“幸运者”。

　　新中国电影中不乏于蓝、田华这样的革命女性形象，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包含了更多的人文色彩。《青春之歌》让谢芳的形象延伸到朝鲜、越南、马来西亚。

　　1959年，谢芳被崔嵬导演选入《青春之歌》剧组，那是崔嵬导演力排众议的一次冒险决定，因为候选的女主角有张瑞芳、白杨等大明星，当时的谢芳仅仅是武汉中南文工团的一名小演员，并不出名。23岁的谢芳凭借林道静这一角色一炮而红，随后又出演《早春二月》。谢芳说，《早春二月》的成功要归功于夏衍。当时，夏衍已经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职务，却依然愿意为影片担任剧作改编，可见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的热情。

　　1979年，息影10年的谢芳重返银幕，主演了《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影片。这被称为“中年三部曲”，但她最具风采的形象还是在《青春之歌》中。

　　与谢芳相似，刘晓庆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也是革命形象。《南海长城》一片筹拍于“文革”之前，成片于“文革”行将结束之际，历时长达12年之久。这部刘晓庆的处女作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是《小花》一片让刘晓庆和陈冲走红。这两位“文革”之后的新一代女明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陈冲赴美国留学，刘晓庆则在国内捍卫她“第一女星”的地位。

　　1983年，刘晓庆自传《我的路》在《文汇报》上连载，刘顿时成为名人。其第二任丈夫陈国军说:“这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与以往的电影工作者或文艺工作者不同，刘晓庆尝试着把她的影响力延伸到舞台之外，她在90年代初投资影视制作、化妆品和房地产业，有分析说，刘晓庆是大陆第一个因演艺生涯之外的成就赢得明星地位的。但更确切地说，刘晓庆第一次显现出公众人物、名人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她所说的“做名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率先揭露这样的事实:名望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80年代，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是青年生活中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刘晓庆既是实践者也是鼓吹者。

　　1989年，刘晓庆陷于偷税、打官司、打影迷的非议之中，这一年4月，胡蝶在加拿大平静地病逝。

刘晓庆的银幕生涯在90年代已经完全让位于戏外的风波。1995年，她在第二本传记《从女明星到亿万富姐》中说:“人们对我更讨厌，更仇视。可是我并不在乎。”她说，“我陡然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次次的危机和一次次的灾难所构造的。”但真正的危机直到2002年6月才开始，因为税务案件，她被拘留审查了422天。出狱之后她接受凤凰卫视访问，说她的人生已经像一部电影。一个明星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经像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没多少人找她拍电影了。尽管刘晓庆一再宣称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从没有谁把她与“中国的形象”联系起来。但26岁的章子怡做到了这一点。

　　一直处在非议之中的章子怡要比刘晓庆显得聪明和超然多了，她要维护的是“国际明星”的光环，而不是国内的江湖地位。2005年5月，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一组有关中国经济、军事的报道，章子怡被摆上了封面。一个美国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blog上发表他的看法:《新闻周刊》把她当作当代中国的象征，《时代》杂志也把她当作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我读了《新闻周刊》21页长的报道，只有一句提到章子怡，说章和她的电影同行为美国电影增加了艺术特色，并提高了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没有中国的电影，就没有成龙、李连杰，没有《黑客帝国》，没有《变脸》，没有昆丁塔伦蒂诺。这位读者找茬儿了:难道说章比李安、吴宇森更了不起吗？她不过就是个“bitchy diva”。

　　立刻有人回敬:你大概是从香港的娱乐记者那里获得对章子怡的印象，香港记者一直对她怀有恶意。她是中国众多优秀的女演员之一。接下来有人讨论这个“bitchy diva”词，有人为子怡鸣不平，说从《卧虎藏龙》开始，香港小报就没有停止诋毁她，这对她不公平。接下来原作者出来解释，他不该用那个词来形容章，但是他文章的主旨是要说，章子怡只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章与姚明是中国的财富，但如果美国摆脱西方视角，他们为什么不把杨利伟放到杂志封面上？

　　这组讨论和新浪娱乐中关于章子怡的网友发言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娱乐终于全球化了。在《巅峰时刻2》首映的时候，章子怡说:“我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惊讶，我的观众不再只是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