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被当作神秘而又敏感的东西，而有关“性骚扰”这一触及个人隐私的话题更是无人敢言。但在今年两会期间，反性骚扰却备受关注。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透露，困扰中国女性的性骚扰问题将有法可依：全国妇联完成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送审稿)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国务院。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作为一名男性也提交了《关于制定〈反性骚扰法〉的议案》。由此，一直徘徊在道德和法律之间的“性骚扰”，正式走入中国立法界的视线之中。

 
　　[现状]

　　2001年7月，一个在上司的“性骚扰”下工作7年之久的女员工，顶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勇敢地将自己的上司推上了被告席；2002年，武汉何颖志的老板常在同事面前戏说她是他老婆，并将门反锁欲行不轨，何颖志将老板告上了法庭；2003年，经常被上司“无意”触碰敏感部位的北京姑娘雷蔓，忍无可忍辞职后，将以前的上司告上法庭。这三起案件引发了全国对“性骚扰”案件的关注。

　　一个电话“催生”议案

　　罗益锋是全国两会有名的“议案大王”，而这次他所提出的《关于制定〈反性骚扰法〉的议案》再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个男性为什么会关注性骚扰问题？”罗益锋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向记者道出了这个议案背后的故事。3月8日晚上，罗益锋照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正在准备明日工作的他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罗益锋很惊讶。该女子自称是妇女工作者，她说自己在工作中发现性骚扰问题愈演愈烈，希望罗益锋能关注这个社会热点问题。

　　罗益锋说，他之所以同意这个女同志的观点，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性骚扰案件越来越受人关注，不断有受害者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惩治骚扰者，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这些受害者无法讨回公道。这些案件说明，性骚扰需要引起立法关注。当即，罗益锋就决定要在3月10日之前，将议案赶出来。

　　3月8日当晚，罗益锋开始准备材料，联系专家，几乎一夜未眠。3月9日，罗益锋和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专门研究“性骚扰”课题的讲师崔克立聊了聊，议案已经在罗益锋脑中初具规模，罗益锋终于在3月10日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的议案截止日之前提交了议案。

　　[难题]

　　崔克立曾给罗益峰提供过一些建议和素材，她是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的讲师，同时也是欧盟、司法部法律和司法项目参与者，“性骚扰”是她的研究领域之一。针对性骚扰中最难解决的三个问题即性骚扰的界定、性骚扰的举证、性骚扰的惩罚上，崔克立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性骚扰之界定难

　　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性骚扰？这是大部分学者所困惑和正在研究的问题。性骚扰由于其隐蔽性和复杂性，使得界定何谓性骚扰，变得相对困难。比如对于身体接触式的性骚扰，接触到哪里算是构成性骚扰了呢？碰头发算吗？还是手指？衣服？或者要碰到脸、腰、胸部等部位才算？记者将这个难题抛给崔克立。

　　崔克立解释道，“性骚扰”在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只能在《宪法》、《民法通则》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可以找到与“性骚扰”有关的一些规定。她认为所谓性骚扰就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歧视，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或带有性成分的言行。这类言行以侵犯人格尊严为目的，会伴随产生对人格尊严损害的后果，会影响人的工作环境，或使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使工作环境变得胁迫，敌意，羞辱性或令人难以忍受。

　　这个概念中有四个要素：性骚扰行为指向特定的行为对象；性骚扰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与性有关的方面；该行为不受欢迎的；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其中最需要强调的是，该行为是不受欢迎的。比如说，我们判断说“黄段子”能够能否构成性骚扰主要在于接受者的反应。如果说“黄段子”对特定一位或者几位对象，损害它人的人格尊严，接受者表示出厌恶反感的态度，而这类行为仍然继续的话，应该界定为这种“黄段子”的表达、言语的方式构成性骚扰。不受欢迎应考虑采取主、客观双重的判断标准。即除了被害人感到厌恶外，还要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即理性女人标准。一个有正常理性的女人都会感到该行为侵犯人格尊严，令人厌恶，不受欢迎。该标准可以防止“过于敏感的被害人问题”，打消一些人认为性骚扰立法将造成社交恐惧症出现的顾虑；而“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是指性骚扰对受害者进行多次、持续性的骚扰或者是在单件性骚扰案件中严重伤害了受害者。

　　性骚扰之举证难

　　“谁主张，谁举证”要求受害者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这成了性骚扰受害者最大的“硬伤”。性骚扰行为多是一些与性有关的语言和不伤及身体的动作，其后果往往是精神损害，没有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证据，因此性骚扰案件很少有物证。同时，性骚扰多数情况下被骚扰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诉诸法律，容易延误取证的时机。

　　崔克立说，在性骚扰取证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在欧洲，许多国家把性骚扰立法作为反歧视法的一部分。在反歧视法的框架中，实施的是“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即当性骚扰的受害者提出初步事实，要由被指控方提出性骚扰不成立的证据。而初步事实的判断主要依靠一些日常表现：如该受害者日常表现，是否在同事面前有过被性骚扰的抱怨，以及被指控方的道德水平等。这是为了保护作为权利结构中的弱势群体。

　　但“举证责任倒置”的一个弊端是，是否有些人利用保护之名，借机报复在工作上与自己不和的同事或领导，导致一些诬告案的出现？崔克立说，关于性骚扰的举证责任是性骚扰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也是实践中操作起来最有争议的领域。将性骚扰认定为对工作环境的破坏和人格尊严的侵害，雇主有义务提供不受骚扰的正常的工作环境，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应当较普通民事案件证明责任低。所以在被害人提出遭受到性骚扰并提出了初步的事实佐证后，雇主有义务证明性骚扰并未发生。被害人必须建立初步的事实去证明其遭受了性骚扰，并不是免除了其举证责任，只不过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证明标准相比较低。而且如果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会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借机报复的情形是罕见的。

　　性骚扰之惩罚难

　　崔克立说，在对性骚扰者实施处罚的时候，追究雇主的责任，能更有效预防性骚扰的出现。这是由欧洲和美国的实践证明的。“捆绑受罚”使雇主在性骚扰中负起责任的做法是很有效的，它使得性骚扰案件庭外解决更容易。

　　针对职场性骚扰，我们要求雇主也就是单位内部要建立相应完善的反性骚扰的机制，明确哪些行为是禁止的性骚扰行为。建立完善的反报复机制，防止因为投诉被解雇，承担更不利的后果。更多的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强调雇主单位给所有雇员提供一个安全的免受骚扰的工作环境。要求建立及时高效的调查程序。

　　一旦确认性骚扰存在，必须给予骚扰者严厉的企业内部处理直至开除。如果雇主不按上述规定办事，根据法律，他就要在一定标准下对事件带来的损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