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章宝:由于现代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的价值取向， 女研究生这种群体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这一问题是一种成长性问题。就目前而言，这部分女研究生在婚姻市场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高知弱势群体”。这种可察的端倪如果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最终会形成“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依附性的认识，从而造成女性对个人努力的失望和放弃，直接侵蚀现代社会艰难培养起来的男女平等的价值理念，最终形成现代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的重返。

　　《新周刊》:这种弱势地位和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有关？

　　余章宝: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失调的状况;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另一种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我称之为“性别逆向失调”。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进入高等学校的女生开始比例高于男生。不要说文科是女性比男性多的传统的学科，就是在那些原先很少女生的数学系、物理系，也会出现女生比男生多。在这以前，一方面本科阶段的女性本身少于男性，同时，真正参加考研的女生也少。近几年，本科生中的女性激增，同时考入研究生的女生比例一直持续增长，很多学科的女生已经超过男生。女研究生婚嫁问题也就是在几年内才出现的。如果说教育制度是一把尺子或筛子，那么，通过这个筛子筛出来的是一个男女失调的结果，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这需要教育学家进行研究。

　　《新周刊》:一般男性择偶也不大愿意找学历高的女性。

　　余章宝:如果说，教育体制造成了高等学历教育中出现了男女比例逆向失调，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供给的话，那么，传统的择偶观念则是造成女研究生婚姻问题的主观上的原因，并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加重和放大了前者。虽然在显性的社会建制方面，我们都认同男女平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真正主导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的则是深层的隐性的文化观念。因为浸淫在我们血液之中的择偶文化仍然是传统的那种不平等的观念。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观念的核心就是“男强女弱”的观念，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观念规定了我们的择偶标准和角色期待。

　　《新周刊》:这不只是男性的问题，因为学历高的女研究生在择偶时眼界也很高。

　　余章宝:一方面，女研究生们更希望自己配偶的学历至少不会低于她们；另一方面，男性更希望女性在学历上至少不要高于他。这是一个硬币中的两面，都是相同不平等的择偶观念在男女性别中的不同分配形式。这种观念造成的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女研究生人为地提高了自己的择偶门槛，即在原来的身高、财富、地位等标准上增加了学历门槛，从而画地为牢，形成了婚姻市场上的进入壁垒，使得择偶范围变得更为窄小。

　　《新周刊》:解决这种难题可能吗？

　　余章宝:正是因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解决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长期的过程。我以为最核心的是要改变我们过去那种“男强女弱”的择偶观念。显然，女研究生婚姻问题是显性社会变迁与隐性文化观念变迁之间存在着某种裂痕的症候。现代化仅仅是显性社会建制的现代化肯定是不够的，文化观念与现代社会变迁相匹配地同步变迁，即要从深层的文化心理上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择偶观念。

　　一方面，男性不要对高学历女性有心理压力，同时，女研究生也不要把对方的学历作为择偶中的一项权重。高知女性也要面对现实进行反思，生活与工作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标准。工作中的优势并不一定构成生活中的优势。前不久，媒体上报道一个女博士生征婚时谎称是本科学历的事件。仅仅从这位女博士生征婚时隐瞒自己的学历来看，确实反映了这个群体无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位女博士不以高学历作为择偶的门槛，在观念上是一种进步。

　　(余章宝，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从事经济学、政治哲学、公共政策和非政府组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