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任的新一届美国白宫班子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国务卿赖斯，她是一位女性，又较年轻，还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虽不清楚赖斯与女性主义有无瓜葛，但这位黑色女性进入高层政治这一事实本身，却使人不得不联系到女性主义及其政治哲学在当代的锐进，及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发出的正义之声。
　　
     在父权制下，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公共领域之外，当然也与政治无缘。

　　对正义这一重要政治伦理原则的探讨，虽已经有了几千的历史，但却一直是在父权制话语下开展的。其中，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著名的《利维坦》一书，就是以“原初状态人”的假设及契约论来进行探讨的。他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相处犹如豺狼，若无限制的话，人终将在纷争恶斗中遭致全部毁灭。为避免这一后果，每个个体只有“让度”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威力无比的海兽“利维坦”――国家，国家依法管理，以求社会公正和安定。这就是说，正义就是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订立契约并遵从这些契约。然而，当无数中西方男哲学家围绕正义问题高谈阔论之时，他们又何曾想到过正义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性别正义？或许完完全全遗忘了，或许根本就没当作一回事。个中原因不外是深受父权制思想的限制：第一，认为女性天生属于男性，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女性被歧视、受压迫与正义无关；第二，认为女性的领域在家庭、属于私人领域，正义是公共域中的原则，所以女性是与正义无关的；第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自然性的制约，并因为照顾家庭、养育孩子，致使她们不能与本能的情感分离，而无法达到理性思考，也就不可能成为像男性那样的“理性人”，更不能对正义原则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这些，决定了当代女性在全面回归社会、特别是进入到政治领域时，正义、尤其是性别正义必定成为她们首先高举起来的旗帜。

　　针对“原初状态人”的假设及契约论，女性主义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一研究所涉及的“人”，绝非包含所有的男人与女人，而仅仅指男人；继而在“契约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义原则，能够体现的也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当然，这样的研究根本不可能批判传统的不平等“性契约”(包括婚姻)对女性的强制，更不可能揭示这种“性契约”的实质是以制度的方式确立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这表明，在父权制话语下对正义原则的探讨，对于女性并不意味着正义，而恰恰是不正义。所以，传统正义原则虽然具有重要的政治伦理价值，但却从其开始就陷入了对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排斥。从这一意义上讲，传统正义理论至少缺乏对一半人类正义的关注，或是以对一半人类的不正义为前提来构建正义原则的，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极大的逻辑缺陷，更是一个极大的伦理缺憾。若不加改变，对正义的任何探讨就都有可能导致不正义的后果。

　　女性主义对传统正义原则的批判，尖锐而有据，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同时，女性主义发出的正义之声也是非常特殊的、是男性不可替代的。

　　特殊之一是，女性一直被排斥在正义之外，她们对于正义的感受与男性根本不同，是处于受压迫者、受歧视者立场的感受，是被正义遗忘、排除的感受。女性处于这样一种“边缘”的位置，对于反思和深化正义原则的理解是很宝贵的，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男性不可能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还将这一情况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关系做了比较，认为作为被压迫者的工人阶级，会比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对不正义有更深切的感受，必定也能更深刻地看到正义的问题所在。

　　特殊之二是，女性经验是专属于她们特殊经历的，因此她们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认识和把握的正义，将产生非常独特的价值，也是建立在单一男性经验上的传统正义原则无法囊括的。研究举出了女性对家庭、特别是对子女照料的经历，认为这使她们成为“行使母爱者”――其中包含了最丰富、也最完整的人性特征，人性之中的无私、利他及公正都被突现出来了。因为母爱是纯粹的对子女的“爱”，它不像父权制下的“契约关系”，涉及的只是从自我出发的“理性人”的交换和利己。所以，具备这些经历和经验的女性，将能够比男人更深切地体会到“关怀”和“爱”的价值，这两方面都与正义的更高道德要求非常接近，理所应当是正义原则建立的基础。但是，主流男哲学家大都对此不予理会，并且蔑视由女性经验和身份所导致的正义价值。这恰好印证了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赫希曼的一个论断：“压迫本身无论如何不能为被压迫者提供全面的公正”，即对于正义原则的推进，女性必须而且只有“自我赋权”，绝不能等待、依靠他人。并且，也从另一角度更清楚地显示了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意义――必须发挥被压迫者具有的独特的价值作用，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正义、克服不正义。

　　显然，女性主义的正义之声所主张的并非是通过消除两性差异来实现正义，也不会罔视男女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而是在指出传统正义原则片面性的同时，尽可能把女性经验包含的对正义的价值吸收补充进去，在承认、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推进正义原则。这不仅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际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发展程度的人们共同探讨正义时，女性主义的正义之声无疑将有助于达到全球正义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