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现象是“副职升迁”。这些女性领导大多出任副职， 而提升的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1984年从政后即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四年后从副区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列国家领导人。

　　不少女性高官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协副主席的从政历程，从该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长、副市长到河北省副省长，直到退居二线，出任政协副主席。另外如天津的张俊芳从教委副主任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湖南省的甘霖从农业厅副厅长升任副省长，她们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行政一把手。“副职升迁”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彭云在2001年讲话中称，女性干部“任副职多，正职少”。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而且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的综合部门任职的很少。

　　“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及高层女领导缺少的原因有很多。”杜洁说，“首先在大学生分配上，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男性；而在30岁左右面临竞争提拔时，女性又处于生育期。更为关键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又让年富力强的女官员们丧失了很多机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女干部们相对单一的从业经历，也是她们难以成为一把手的原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她们大多分管科教文卫，而一些地方对GDP“硬指标”的一度追求，让别人很难意识到她们的才干。

　　另据某些基层女干部称，目前一些地方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的升迁也较为不利。喝酒等潜文化在一些地方的官场盛行。女性天生的不善饮酒和羞涩，让她们很难融入到这种场合，一次次提拔的机会很可能因为与领导和同事的疏远失之交臂。

　　杜洁分析说，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共女党员的比例较低―――2002年，中组部的统计为17.8%。在中国政界，党员的身份无疑是晋升的一个重要指标。

　　高层能否有更多女性出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陈慕华在延安期间，就曾多次力促女干部的培养；而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的彭云，曾多次在中组部培养女干部的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女干部的现状与目标差距很远。

　　为了让更多女性参政，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措施已经纳入很多党、政、人大的法规之中，中组部及全国妇联曾多次召开选拔女干部工作会议，出台相关政策。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妇女参政的倾斜措施：比如“定比例”、“优先原则”、“先进后出”等。而在宪法中，也专门列出条款赋予女性参政的权利。

　　“但这些规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冯媛说，“另外，对于很多规定―――比如说一个班子里要配备一名女干部―――即使实施，所发挥的作用离理想状态也还有差距。”

　　冯媛解释说，目前国际公认的数字是“30%”。只有女性参政达到这个比例时，其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因为当一个群体在某个人群里不能达到一定比例时，它所发出的声音很可能被忽略掉；另外，如果比例不足30%，这个人群所包含的亚人群―――比如说女性中的知识女性、农村女性―――不可能全部被纳入。

　　“在北欧的一些国家里，女性已经在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杜洁说，“比如挪威，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超过了45%。而在女权运动较为活跃的印度和南非，女议员的比例也超过了30%。”而在一些国家，女元首或女政府首脑也屡见不鲜。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菲律宾女总统阿罗约就是代表。

　　一位妇女问题专家说：“我们期待中国女性有更杰出的作为。”值得欣慰的是，相隔23年后，中国又一位女省长的出现，为女性参政写下了值得记忆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