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写过一篇《“伤心岂独息夫人？”》，谈到古时亡国帝王、败军将帅的妻女，照例都要作为战利品，被胜利者所占有。“胜利者占有她们，与占有其他无生命的战利品不同，除了享受之外还有一种对失败了的敌人报复快意的目的，所以往往是侯景对溧阳公主，宋太宗对小周后那样极尽野蛮侮辱之能事。”我举例：唐末，司空朱温袭取兖州，攻灭他的拜把兄弟泰宁节度使朱瑾，把朱瑾之妻作为战利品，就在军前享受了。当朱瑾之妻把朱温之妻当作主母恭恭敬敬地拜见时，后者对前者的受辱表示同情，一面答拜，一面哭着说：你现在这样受辱，要是有一天我的丈夫失败，我也就和你今天一样啊！我解释道：“她并不认为这个习惯法有什么不对，并不认为丈夫朱温不该使用占有战利品的权力。她丝毫没有责备朱温的意思。她只是委婉地提醒丈夫，......拿她自己可能遭到同样命运来打动丈夫物伤其类之情，不要把朱瑾之妻一直凌辱下去罢了。”

　　所谓“打动丈夫物伤其类之情”，这个解释似乎有些牵强。朱温那样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哪里会替老婆想得这么细腻？他老婆自然深知。而且两个女人打交道的场合，朱温大概不会在场。如果他在场，他老婆哪里敢大犯忌讳，说什么假如有一天丈夫彻底失败的话？

　　最近，从网刊《世纪中国.星期文萃》上得读沈睿的《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一文，介绍了女权主义理论家苏珊.布朗米勒这部影响极大的著作。书中论证：“在战争中，要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敌人，强奸妇女是主要的方法之一。通过强奸，敌人不仅受到羞辱，敌人也标明没有能力控制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女人。”布朗米勒强调说，“女人在战争中被强奸，并不主要因为她是敌人的女人，根本来说，因为‘她是女人，她就是敌人’。”布朗米勒有意地强调：“强奸并不仅仅发生在敌人的女人身上，强奸的实质是对所有的女人的。强奸敌人的女人，也间接地威胁了自己一方的女人，使所有的女人害怕。”这些话，使我豁然开朗。

　　朱温强奸了朱瑾的老婆，便使他自己的老婆一下子就想到同样被强奸的可能，想到别的“朱温”同样会如此来强奸自己，想到男人特别是胜利的男人，都是能够强奸女人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女人的这种心态，如苏珊.布朗米勒所论证，使男人有一种“强奸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男人发现他的阳具有威慑力，引起恐惧，他就用此使女人处在害怕中，并以此作控制女人的工具。强奸的意识形态还标明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而是少数强奸犯表达了所有的男人的权力。对女人来说，对强奸的恐惧是重要的社会控制形式。要使这种恐惧在女性中存在，用不着每个男人都去强奸，少数的男人，那些强奸犯就够了，就足够引起女性的恐惧了。”

　　沈睿文章还介绍了与布朗米勒的观点不谋而合的另一位学者苏珊.格丽芬的观点。格丽芬于197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强奸，全美国的罪行》，认为，强奸是少数男人代表了全体男人的利益而犯的罪行。所有的男人都利用女人对强奸的恐惧达到控制女人的目的。由于女性可能受到强奸，她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特别是夜晚在大街上，更是强奸的危机四伏。这样，男人就可以说，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需要男人保护不受男人伤害。每个男人都可以说他是保护他的女人不受其他的男人的伤害，于是，男人的“保护”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需要。从逻辑上看，这个要保护他的女人的男人，可能是别的女人的潜在强奸犯。格丽芬认为，以保护为名，实则是控制。

　　我觉得，苏珊.格丽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往往听说，对女性不怀好意的男子，布置一场“英雄救美”的闹剧。救什么？不就是救她免于被强奸吗？结果不就是达到控制她的目的吗？连《西厢记》的故事，也无非这个模式。张生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能请了白马将军来，救崔莺莺免于孙飞虎的强暴，仍然是英雄救美，才使老夫人的失信显得无理，才使崔莺莺决心献身“酬简”。

　　我先前说朱温之妻丝毫没有责备丈夫强奸别的女人之意，也太不够了。按照苏珊.格丽芬的观点，朱温之妻那几句话，完全是对这个能保护自己不被强奸的丈夫，更加害怕，更加依赖尊敬，更加委身听命，并且祝望他永远保持能强奸别的女人的地位权力，岂止是“丝毫没有责备”而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