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陶(记者)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

　　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像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他们的生活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11月30日，国内政府卫生部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00万至1000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但它的发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捷径。“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00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他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

　　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0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发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佐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00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 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