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天机穿梭于太空、因特网遍布各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一项古老的罪恶却仍在施虐：贩卖妇女。全球化的推进，贩卖妇女似乎也有了一种全球性色彩。西非妇女被贩到欧洲，一个阿尔巴尼亚成年妇女在伦敦售价七百镑；港台杂志上“邮购新娘”的广告司空见惯；中国警方及有关方面针对贩卖妇女的“打拐”行动一拨接一拨……

　　女性主义研究从对女性的性压迫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著名的有女性主义理论家盖尔.卢宾以其“性的‘政治经济学’”，对贩卖妇女的现象作了有说服力的新诠释。

　　研究追溯到原始社会“交换女人”的现象。卢宾引用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人类送礼的行为是为表达、确认或者创立某种社会交换，参与者借此可建立互助、信赖及友好关系。而原始人出于对乱伦禁忌(制度)的遵从，往往把女人作为“礼品”在不同血缘的部落之间进行交换。某部落的女人是同一部落男人的姐妹、女儿或母亲，是乱伦禁忌规定的“不许可性对象”，将她们交换出去，正是该部落男人获得“许可性对象”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女人便成为交换的“礼品”，不同部落的男人则因此而结为“交换伙伴”。这一关系尽管还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把女人当作交换的“商品”，但却确立了男人作为“交换主体”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一具有“制度”性质的运作，“使女性不可能从自己的流通中获益”，获益的只是男人。就男人成为掌控交换的主体、妇女成为被交换的“物品”来说，这一活动实质是“由男人交换女人”。由此，所形成的便是被卢宾称为的“性／性别社会制度”。这一制度也许就是妇女在性关系中处于被动的、被掌握的历史性、制度性根源。当然，在最初产生这一性关系制度的时候，并非是为了压迫妇女。但是久而久之，为交换顺利，就必定要求被当作交换“物品”的妇女是“驯服”的、是听由男性“交换”的，否则“性／性别社会制度”就无法实施了。所以，规范性关系的“性／性别社会制度”，也就成为造成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盖尔.卢宾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性／性别社会制度”，这是一整套的组织安排，人的性与生育被这一社会制度干预和塑造。“性／性别社会制度”并不简单隶属于经济制度，也不能全都从经济角度来进行解释，但又与政治、经济有关，是具有自身运作机制、相对独立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存在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文化之中。纵观历史，在许多民族志和历史记载中，都曾涉及到怎样掳掠妇女、将妇女作为贡品、赠品及买卖妇女等等。遗憾的是，与这一制度有关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古代，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目前中国某些农村尚有存留的“换亲”现象(两个家庭互换女儿，为她们各自的兄弟成亲，一般发生在贫困家庭之间，双方家庭通过抵消“聘礼”，降低婚姻的经济耗费)，也是这种“性／性别社会制度”的体现。研究还发现，与“交换女人”相关的婚姻，不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而起码要关联到两群男人。所以在总体上，男性是这一性关系制度下具有社会性组织的受惠者，而妇女作为交换“物品”则不得不处于“由男人处置”的位置上。所以，在传统“性别／社会性别制度”之中的男女两性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妇女不仅非常被动，更缺乏自身完整的权利。“交换”(婚姻)对于她们是无从选择的，更遑论结婚双方的爱情和对个人婚姻意愿的尊重。这一制度致使妇女不得不屈从于强制性婚姻，以此来为家族、家庭等亲属关系服务，或成为更大范围内政治、经济关系之中的交换“物品”。

　　而到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古老的“性／性别社会制度”的功能不仅没有减弱或消失，反而扩展了，贩卖妇女成为一项利润丰厚、异常残酷的地下产业。在婚姻和找工作的名义之下，大批妇女被跨国、跨地区诱拐、贩卖为性奴隶，有的妇女甚至是被强行绑架的。她们大都来自第三世界，而家人则把这些妇女的婚姻或外出工作当作解除家庭经济困窘的一个手段。在菲律宾和泰国，有的渔村整个发展成为以性旅游为中心的产业，妇女们不得不在市场体制下，以“十分古老的方式”为她们的亲属及家乡的发展“工作”着。这说明，现代化进程本身没有自动改变这一古老的“性／性别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不消失，妇女被作为“交换物”的地位也不会消失，原因就在于家庭关系、亲属关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并永远与政治、经济联系着。如果在这些关系中男女仍是不平等的，那么妇女就将仍处于“交换物”的位置上。用卢宾的话来说，“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之中才变成了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正是囿于传统的“性／性别社会制度”，妇女成了男人的牺牲品。而要改变这一状态，除其他相关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对传统“性／性别社会制度”的批判及新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