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苓：我父亲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也是我的恩师。他总以我文学上的成功为骄傲，也常常指出我的不足。不过父亲不支持我写电影剧本，认为我的小说语言特色在剧本写作中体现不出来。他说一个小说家应该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用于小说创作，所以这两年他对我非常失望。我的丈夫翻译过我的作品，也常常提醒我生活可以朴素一些，少写剧本赚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小说创作上。

　　燕婷：据说你现在为好莱坞编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契机是什么，压力大吗？每年要写多少？

　　歌苓：那是去年春天，我在北京接到陈冲的电话，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请她导一部电影，剧本由她和我合作改编。影片是根据一本叫《战地遗孤》的回忆录改编的，讲的是两个有美国父亲、越南母亲的男孩的成长经历，是一个悲剧故事，和我跟陈冲的成长经历有相似的地方。今年三月份我们完成了最后一稿，但还不知道具体拍摄时间。下面我很快会签一个新电影的合同，是和陈凯歌合作。我加入了好莱坞的编剧家协会，很多利益是受保障的，比如，不会无止境地被要求修改剧本，每修改一次有一次稿酬，修改的次数也是合同里规定的。

　　燕婷：我看了你写陈冲的书，你们合作的《天浴》很成功，堪称两个优秀女人，听说不光事业上合作，平日也好得不得了。

　　歌苓：任何人跟陈冲保持友谊太容易了。她非常仗义，常常为别人考虑，有时甚至是很豪气的。比如我不开车，别人总要说我几句，她从来不说什么，每次都主动提出接我或送我。有次为送我还被警察罚了一大笔款。陈冲是个很有趣的人，兴趣广泛，读的书很多，和她谈话能谈得很深。我不喜欢泛泛地谈话，要谈就推心置腹。她一回国拍电影，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因为我已习惯每天在电话里和她长谈了。

　　燕婷：你现在除了写作，编剧，还干别的吗？

　　歌苓：还读书，看电影。最近爱上了种花，把我的小花园种的花花绿绿的。

　　燕婷：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影响你的人和事是哪些？

　　歌苓：我内心的安宁最重要。我做许多事都是为了这份安宁。有了良心谴责就没了这份安宁。没有它我会失去睡眠，胃口。要得到它我得争取把每件事做得尽量完美，争取不欠别人什么，争取为人真实。当然这都是相对的，世上没有完美的事，一个人活着也不可能不欠情分。我只是尽力而已。

　　燕婷：现在还有漂泊感吗？你将来会情归何处？

　　歌苓：我在哪里都有一点漂泊感，回北京也有点找不着北。不过我喜欢这种感觉。做主流有什么意思呢？主流往往失去看事务的独特角度。主流人物的生活千篇一律，而边缘人物有千奇百怪的活法。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居住方式，北京、旧金山，这样我感到自由、清醒、局外，利于独立思考。

　　燕婷：最后一个问题循例问一下，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歌苓：我有四个长篇小说要写。也想写英文小说。我特别害怕谈计划，因为计划常常被现实打破。看看我前几年的一堆可怜的计划，不少都被我放弃了。

　　严歌苓当年从第一次婚姻走出来，对全人类尤其是男性丧失了信赖，那时她在芝加哥读书，女友一定要给她作媒，介绍一个美国外交官给她。她勉为其难地到了女友家，女友外出买东西时，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美国帅哥叩门而入，脖子的项链上挂着块“美国国务院Lawrence.A.Walker”的名牌，操一口“儿化”东北普通话，原来他曾在中国沈阳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她忙着在厨房准备晚餐，他便支起一条胳膊看她做饭。一小时后，女友回来，以为进错了别人的房子，两人已熟络得很温馨的样子。

　　当然，往后，Lawrence还是花了很多心血才抱得美人归的，比如，他常领她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们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严歌苓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倏然不见了，对她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才知当时美国外交官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歌苓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哪知道不到几天，FBI竟到学校调查。FBI一次又一次调查她的背景，还想对她进行测谎试验，遭到歌苓的抵触。她委屈地对Lawrence说：“我不要受这种侮辱，我宁愿不结婚！”

　　Lawrence的回答更决绝：“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大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意味。对于精通8国语言的32岁的Lawrence，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他天性爱游走，着迷于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她妥协了。当她平静地告诉Lawrence，她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却在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Lawrence之前申请赴意大利出任领事的行期已定，他已告诉上级决定在赴任前期和她结婚。没想到过了几天，她再次被审查回去的傍晚，她听到Law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这是Law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竟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他们的不幸。

　　1992年秋天，严歌苓与Lawrence在旧金山结了婚。Lawrence以优秀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为了爱情，他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这似乎是上帝对来自中国一个小女子的眷顾――得到爱，比得到什么都重要。可以说，严歌苓的背后，默默站着一个为她牺牲的男人――Lawrence，一位真正的绅士。

Lawrence眼中的作家太太 　　Lawrence说，严歌苓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们认识十几年了，他深知歌苓的感情深沉，表达能力很强，知识广博，艺术观念新颖。“还有三个因素使她的文学事业不断进步，她的纪律，词汇量以及创造力。” 　　歌苓的纪律铁得令人惊讶。她从早上起来开始写作，到下午三点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一次Lawrenc有一件重大喜事，他在办公室给朋友们打电话报告好消息，女职员问他干吗不先告诉太太，他说现在不能打，三点钟还没到。“我很难想像自己也能像歌苓那样遵守纪律。有时候我想跟她出去玩，也有点遗憾她的纪律太过严明，从早上到下午只能看她的写作背影。” 　　Lawrence说，严歌苓的最大的特点是她的创造力。她的创造力影响到她生活中的一切。她说她这生只有两件事做得好：写作和烧饭。很多人知道她是一流作家，只有他和朋友们才知道她做菜的能力也那么好。但创造力对歌苓同时也是个巨大的负担，在她的身上，它与敏感度分不开，这种现象给她带来一系列的身体方面的问题，包括消化问题、焦急、失眠等等。 　　前些时候，歌苓在中国见到了她的前夫，共同处理一些事情。两人跑了几个政府机构后，歌苓感到身体不舒服，前夫打趣地说：“Larry（Lawrence）现在就得忍受这个吗？有没有一天你是没有事的？”Lawrence知道后，反而很为歌苓打抱不平，他告诉太太：“假如他问我，我会反问他，你以为歌苓很想自己有事吗？她是无可奈何！” 　　Lawrence说有时他也怀疑情况没那么严重，而她只是在撒娇。“我就逗她，模仿她，用我给她编的顺口溜：我脚痛，我头痛，肚子痛，我渴了，我饿了，我恶心了，我想上厕所，我想回家，我想回中国，我想回美国……如果她开始笑，我就知道事情不严重。她不笑，或沉默或继续怨诉，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医生替她约一个时间。” 　　结婚多年，Lawrence一直尊重严歌苓的心灵空间，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太太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比如她经常人在心不在，他说什么，她都嗯嗯地似乎表示同意，Lawrence有时趁机说：“我给你吃一大勺鸡油好吗？”她说嗯。然后Lawrence又说：“我们脱光衣服去遛狗怎么样？”她也说嗯，他就知道她走神了，一刻钟或半个小时以后，等她把脑子里的事儿想完。这会儿她会主动追问他：“刚才你到底跟我说什么啦？” 　　Lawrence有时只好拿她当孩子，他每年把一个大日历挂在电话旁边的墙壁，按月份把页数翻好。在电话旁边，他把所有的小条子都拿掉，只留了一个厚本子，免得她把电话号码或约好了的日子和地点写在小条子上，拿到另一个房间里丢了。而且每天都检查本子的内容，以便知道她跟人约定了采访，把一切写在日历上，同时把信息打进他自己的手提电脑。到了约会当天，如果很重要，他会在早上上班之前在饭桌上给她留一个字条。如果是她头次去的地方，他会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出从网络下载的方向和小地图，用传真发到家里。在她差不多该离开家的时候，他再给她打个电话提醒。怕她万一迷路，就一直候在电话旁，果不其然，她不一会就气急败坏地用手机给他打电话，说刚下了地铁，找不到地方，烦死了。这时Lawrence会像现场指挥作战一样，直到她走进约会地方，他才放心地挂断电话。 　　“总之，和严歌苓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会发生，除了乏味以外。”这是Lawrence对太太的高度概括，他有时滋滋自喜地问她：“假如没有我，你怎么过呀？”她说：“过不了，所以才跟你结婚。” 　　Lawrence老拿她没辙。这就是爱，全心全意的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