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八个姨妈，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姨妈：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终身未婚的基督教徒。

 我五岁的时候从西安来到了杭州。住进了耶稣堂弄３号的一座洋房里。那时的杭州破房子很多，好房子很少。我们住进这座洋房里是很神气的。高高的两层楼，落地的纱窗罩住了整个阳台，显得十分气派。
 耶稣堂弄３号的房子前些年挂出了一块木牌“司徒雷登故居”。看过毛选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就是说的这个司徒雷登。曾有文章说这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在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但我姨妈只说这房子是司德林的，司德林是司徒雷登的妹妹，在耶稣堂弄的教堂里工作，人高马大的，算是个西方的传教士吧。

因为我父亲死了，留下了五个孤儿寡母好生可怜，于是姨妈去找到了这个传教士，请她帮助。传教士的好心救了我们，让我们免费住进这杭州最豪华的洋房里。
 一到周末，大院里便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随之就有一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走下车来。矮小的我这时总是扒在大大的纱窗上，用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望着窗外，我恨不得跑下楼去摸一摸那些外国人身上贼亮贼亮的毛皮大衣。这时我的姨妈就会在我背后大喊大叫：“你这个小鬼，你想找死啊！”然后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疼生疼的。每到这时我就在想总有一天你会管不到我的，那时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一定要好好的摸一摸那个外国女人身上的皮毛大衣……
 我很小，岁数小、个子也小，很多大孩子都爱欺负我。但我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天不怕地不怕，敢和皇帝对着打。但是我还是怕我的姨妈……
 家里已经没有了早期的辉煌，但生活过得还是很潇洒的。我们的功课都归我的姨妈管。姨妈很凶，她有一双很近视的眼睛，大约有一千两百度左右。她的嗓门也很大，叫起来山呼海啸的。我们一家人都很怕她。每到放学，她就把我们关在房间里，要我们背课文。要是背不出来，她就会用“毛栗子”在我们头上壳上几下。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许一生没有谈过恋爱。她很少有笑脸，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长裙拖到脚背，走起来一甩一甩的。

 姨妈也住在耶稣堂弄里，和一位李小姐住在一起。她俩都没有结过婚，也都在教堂里工作，生活得象一对夫妻。有人说中国是同性恋的天堂，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两个基督徒在一起起生活，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耶稣堂弄里的许多基督教徒都是这么生活的。一到做礼拜的时候，弄堂里游动着许多的黑色的长裾，飘飘浮浮的，不是一种潇洒，而是一种沉重，仿佛人生就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罪孽才来到这世界上的。那时我小小的心灵中就滋生了许多的可怕和不解……

 姨妈虽然看上去很凶，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心善的人。
 一天傍晚，做完礼拜，她和李小姐走出教堂时，踩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面。她俩仔细一看，是一个弃婴。于是她们就将这个小孩抱了回去。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取名为摩西的我的表弟。
 她俩对摩西不是宠爱，而是一种溺爱。摩西的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和人发生关系之后又受到了家庭的坚决反对。只好将这个小孩偷偷的生下来，然后打听哪一家来抚养最好，有人告诉她基督教徒的心肠最好，你何不将他放到教堂门口，让她们拣回去呢……
 ……摩西在她们的抚养下长大了，但无半点孝心。在他的心目中，一切人都是应该为他服务的，他心目中只有“人人为我”而无“我为人人”。
 姨妈她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她们的内心也是个矛盾的世界。她们常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喊大叫。但她们的内心毕竟是被“神”所主宰的。有一次一个小偷去她家偷东西，将厨房里的东西弄出了声响，将姨妈她们吵醒了。姨妈她们跑到厨房里去时，小偷已吓跑了。姨妈她们发现小偷想偷吃的，就拿起一些饭菜追了上去，她们看小偷跑得飞快，就将装饭菜的钢精锅放在弄堂里，自己就回来了。小偷看没人追上来又回了头，看到锃锃亮的钢精锅放在路中间，小偷悄悄的走了回来，将饭菜狼吞虎咽吃掉后又将钢精锅悄悄的送回了厨房……
 几十年后，有一个衣冠楚楚的大资本家专门来到耶稣堂弄，找到了我姨妈，他老泪纵横的讲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故事。他说，“你们拯救了一个灵魂，一个卑鄙的灵魂苏醒了，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灵魂！”他捐了一笔的数目可观的资金给教堂……
 这实在是《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翻版。我不能说我对这个故事全部相信，但我也不能说我一点不信，因为这是我的姨妈很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解放以后，姨妈到小学里去教书了，李小姐还在教堂里工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一对妇女抚养一个男孩，而且叫我姨妈为“妈妈”、叫李小姐为“爸爸”，这在当时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谣言和诽谤。她们还为美国人司德林工作，当然有特务的嫌疑。她们活在许多人监视的目光下，心里的压力很大。姨妈无处可去，李小姐在反右后就去了香港。
 姨妈的黑长裙不穿了，但那些不是黑色的衣服在我眼里还是黑色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泽！

 姨妈经常会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