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八个姨妈，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姨妈：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终身未婚的基督教徒。

 我五岁的时候从西安来到了杭州。住进了耶稣堂弄３号的一座洋房里。那时的杭州破房子很多，好房子很少。我们住进这座洋房里是很神气的。高高的两层楼，落地的纱窗罩住了整个阳台，显得十分气派。
 耶稣堂弄３号的房子前些年挂出了一块木牌“司徒雷登故居”。看过毛选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就是说的这个司徒雷登。曾有文章说这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在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但我姨妈只说这房子是司德林的，司德林是司徒雷登的妹妹，在耶稣堂弄的教堂里工作，人高马大的，算是个西方的传教士吧。

因为我父亲死了，留下了五个孤儿寡母好生可怜，于是姨妈去找到了这个传教士，请她帮助。传教士的好心救了我们，让我们免费住进这杭州最豪华的洋房里。
 一到周末，大院里便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随之就有一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走下车来。矮小的我这时总是扒在大大的纱窗上，用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望着窗外，我恨不得跑下楼去摸一摸那些外国人身上贼亮贼亮的毛皮大衣。这时我的姨妈就会在我背后大喊大叫：“你这个小鬼，你想找死啊！”然后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疼生疼的。每到这时我就在想总有一天你会管不到我的，那时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一定要好好的摸一摸那个外国女人身上的皮毛大衣……
 我很小，岁数小、个子也小，很多大孩子都爱欺负我。但我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天不怕地不怕，敢和皇帝对着打。但是我还是怕我的姨妈……
 家里已经没有了早期的辉煌，但生活过得还是很潇洒的。我们的功课都归我的姨妈管。姨妈很凶，她有一双很近视的眼睛，大约有一千两百度左右。她的嗓门也很大，叫起来山呼海啸的。我们一家人都很怕她。每到放学，她就把我们关在房间里，要我们背课文。要是背不出来，她就会用“毛栗子”在我们头上壳上几下。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许一生没有谈过恋爱。她很少有笑脸，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长裙拖到脚背，走起来一甩一甩的。

 姨妈也住在耶稣堂弄里，和一位李小姐住在一起。她俩都没有结过婚，也都在教堂里工作，生活得象一对夫妻。有人说中国是同性恋的天堂，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两个基督徒在一起起生活，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耶稣堂弄里的许多基督教徒都是这么生活的。一到做礼拜的时候，弄堂里游动着许多的黑色的长裾，飘飘浮浮的，不是一种潇洒，而是一种沉重，仿佛人生就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罪孽才来到这世界上的。那时我小小的心灵中就滋生了许多的可怕和不解……

 姨妈虽然看上去很凶，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心善的人。
 一天傍晚，做完礼拜，她和李小姐走出教堂时，踩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面。她俩仔细一看，是一个弃婴。于是她们就将这个小孩抱了回去。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取名为摩西的我的表弟。
 她俩对摩西不是宠爱，而是一种溺爱。摩西的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和人发生关系之后又受到了家庭的坚决反对。只好将这个小孩偷偷的生下来，然后打听哪一家来抚养最好，有人告诉她基督教徒的心肠最好，你何不将他放到教堂门口，让她们拣回去呢……
 ……摩西在她们的抚养下长大了，但无半点孝心。在他的心目中，一切人都是应该为他服务的，他心目中只有“人人为我”而无“我为人人”。
 姨妈她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她们的内心也是个矛盾的世界。她们常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喊大叫。但她们的内心毕竟是被“神”所主宰的。有一次一个小偷去她家偷东西，将厨房里的东西弄出了声响，将姨妈她们吵醒了。姨妈她们跑到厨房里去时，小偷已吓跑了。姨妈她们发现小偷想偷吃的，就拿起一些饭菜追了上去，她们看小偷跑得飞快，就将装饭菜的钢精锅放在弄堂里，自己就回来了。小偷看没人追上来又回了头，看到锃锃亮的钢精锅放在路中间，小偷悄悄的走了回来，将饭菜狼吞虎咽吃掉后又将钢精锅悄悄的送回了厨房……
 几十年后，有一个衣冠楚楚的大资本家专门来到耶稣堂弄，找到了我姨妈，他老泪纵横的讲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故事。他说，“你们拯救了一个灵魂，一个卑鄙的灵魂苏醒了，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灵魂！”他捐了一笔的数目可观的资金给教堂……
 这实在是《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翻版。我不能说我对这个故事全部相信，但我也不能说我一点不信，因为这是我的姨妈很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解放以后，姨妈到小学里去教书了，李小姐还在教堂里工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一对妇女抚养一个男孩，而且叫我姨妈为“妈妈”、叫李小姐为“爸爸”，这在当时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谣言和诽谤。她们还为美国人司德林工作，当然有特务的嫌疑。她们活在许多人监视的目光下，心里的压力很大。姨妈无处可去，李小姐在反右后就去了香港。
 姨妈的黑长裙不穿了，但那些不是黑色的衣服在我眼里还是黑色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泽！

 姨妈经常会抱怨、永远没有她满意的事情。她有许多她自己定出来的规矩，弄得小孩们见了她都会十分害怕。姨妈还有许多的怪癖，如烧菜的时候一定要放许多许多的味精、吃一顿饭可以用上两个小时、每次吃饭前她总要带着我们唱一首赞美诗：“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不论红，不论黄，我要跟随主……”，她用她那道地的杭州国语唱得十分认真，我们闭着眼睛偷偷的笑个不停。我们草草率率的，马马虎虎的赶紧唱完就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她也会拿出许多她所喜欢的东西给我们吃，但是我们不爱吃她那软绵绵的东西。我们就跑到外面去，打架、扔石块、笑着闹着，十分开心。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她的大嗓门。当我妈妈和大姨妈、二姨妈、三姨妈、八姨妈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弄堂就会充满欢笑。她们四个人边讲还要边动手，讲一句就要在对方身上拍一下，还喜欢抢话讲，弄得场面十分活跃，决不象有些人家那样七、八个人在一起还以为入了无人之境……
 据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嫁的李小姐到了香港后，六十岁时结了婚，嫁了一个更老的老头，照片寄来，简直幸福无比。李小姐一直和姨妈通信，文革时中断了一段时间。李小姐也认她的儿子摩西，有时也寄点钱来。摩西想去香港，李小姐就无法帮忙了，因为香港的家不是她自己的家。
 摩西结婚以后就不管五姨妈了。他一心想攀香港的女“爸爸”或者是他亲生的银行妈妈，这个救了他并且把他养育成人的“姆妈”他是不孝敬的，因为她没有很多的钱。
 晚年的姨妈生活得很凄惨，一个人住在李小姐留下的那座古老的房子里，没有厕所、没有煤气、没有温情、没有家庭，孑然一身到老死。去世时只有我妈妈、三姨妈、还有她那不常来往的弟弟──我的小娘舅在场。

 姨妈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她的坦坦荡荡、咋咋呼呼是我十分喜爱的，她那种没有心眼的倾轧，非常市民化的诽谤，妇女式的斤斤计较，骨子里的善良，都使生活变得十分真实有趣，使我的童年变得万分的多姿多采。
 我虽然十分怕我的五姨妈，怕那罩在黑裾里的深沉的目光，但是我同样很喜欢她的善良和真诚。
 
 我为她那无人祭奠的一生写下了这篇散文！
 愿她那在天国的灵魂能看见我的这篇不成器的文章。


 劳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