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拿到中国来演？

　　新京报：作为这部戏的导演，你是怎么想到把这部戏拿到中国来演的？

　　艾晓明：2000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过这部戏，后来在上海的美国俱乐部又看到它的英文版三人演出，看完后刚好有个朋友也很有兴趣，知道我写过《阴道独白》的评论文章，就在网上跟我分享了她的感受和经验，问我演不演这戏。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就有了演出的想法。　

　　新京报：这部戏从美国拿到中国来，听说你作了一些修改，与英文版主要有哪些方面的不同？

　　艾晓明：除了翻译的本土化之外，我们主要是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如泣音、性压抑、呻吟、拳术(防暴的表达)等情节，呻吟部分我们用了粤语、河南方言、北方话。由于一些语言背景的不同，对原来剧本中的《收回阴道》一节我们就没有采用。这是在中国内地第一次中文演出，由于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问题的文化阐释和理解，有些问题对美国人来说可能非常重要，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被重视，所以有必要进行一些本土化的诠释。我们加入的那些情节可以说也是一个特点。尤其是加入拳术，作为一个“防强暴”的表达，这在美国那边是没有的。　

　　指向家庭性暴力？

　　新京报：这部戏主要是指向家庭性暴力吗？　

　　艾晓明：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反抗性暴力的范本，家庭性暴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总体来说，是从性的角度介入，以“阴道”这个意象，带入很多文化的东西，比如性欢愉、性工作、多元性、性态度、性解放、性权利等等，也提到了妇女的生存环境、妇女的性快感等相关妇女问题，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剧本。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它的指向是很宽泛的？　

　　艾晓明：对。剧本作者采访了200多个妇女，文体比较多样，但主要以独白体为主，由“阴道”引出每个女人讲述内心深处的体验。在戏剧表演中，我们也采用对话的形式，并加入一些舞台表演的形式。独白主要由一个人来说，但一个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可以有不同的背景，舞台的创造空间是很大的。　

　　新京报：这部戏的公演，对女人、男人分别意味着什么？

　　艾晓明：可能对女性的震撼力会比较大。相对来说，女人在文化范畴所占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很多女性的经验往往还是由男性来界定、由男性来主导的。这部戏可以为女人构建一个空间，由女性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发出声音。妇女所经受的遭遇不一定是都有“说法”的，例如以前没有“家庭暴力”、“性骚扰”这些概念，等到有人提出了之后，很多妇女才意识到自身受到侵害。我们希望通过公演，让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经验被听见，只有被听见人们才会重视，才会有所改变。剧本中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正面的男性形象，但男性可以通过反省自身的性别处境，认真倾听女性内心的声音，了解女性的切身体验，在接受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消除性别歧视，从而构建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

　　中国女性主义的《呐喊》？

　　新京报：这次参加演出的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你认为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意义？

　　艾晓明：我觉得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展示的机会，这也是一个挑战禁忌的机会，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机会。戏剧本身有它的力量，演戏的过程中他们会比较深入地去体会角色的心境和感受，也在努力克服一些心理障碍，比如在熟人、公众面前谈性经验、谈“阴道”，这一过程也就是思想认识发生变化的过程。在排演的过程中我会给一些交流与指导，他们也会分析角色。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比我预料中要好，即使还不够完美，但肯定也砸不了的。

　　新京报：那么，你对这部戏的演出有什么样的期望？

　　艾晓明：我没想过社会影响会有多大。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也是一种娱乐形式，戏剧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在谈到现代教育的时候，都经常会用到戏剧。包括社会学，也经常采用扮演不同角色的手段，来体会不同场景下人物的处境和心态。戏剧这种视觉艺术非常直观，理解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一些。

　　新京报：这出戏从准备演出到演出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外界已经有人称之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又一声《呐喊》，您认为它能在中国女性解放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艾晓明：我没有想也不觉得它有多大的意义和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东西。这些理念在国际上并不是很新鲜，只是在我们这里没有正面提出、演出、谈论而已，如果说它有多大意义的话，那我宁愿有一条律法。

　　《新京报》黄兆晖、刘炜茗、余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