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　洋
供稿： 飘飘飞飞飞

　　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是美国的著名歌星和影星。她自１９６２年首次在百老汇登台以来，艺术生命经久不衰，曾因在《滑稽女郎》（Funny Girl）中的出色表演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１９８５年，她制作的电影《杨朵》（Yentl）讲述了一个希伯莱族的粱祝故事，获得金球奖五项大奖，其中包括史翠珊本人获得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１９９１年，她执导并主演的影片《潮汐王子》
（The Prince of Tides）获得奥斯卡七项提名，１９９７年推出的爱情片《镜内映出两张像》（A Mirror Has Two Faces）也大受欢迎。

　　除了电影事业上的成功之外，史翠珊是美国至今获得白金唱片数量最多的女歌手，堪称名符其实的长青歌手。她的歌声婉约柔美而又真切自然，感人至深。中国歌迷们熟悉的《人们》（People）、《恋
爱中的女人》（Woman in Love）、《爱情长情树》（Evergreen）、《忆往事》（The Way We Were）、《愧疚》（Guilty）等著名爱情歌曲，就是史翠珊的保留金曲。

　　史翠珊的外形条件并不出众，但她标新立异，刻意创造了一种棱角分明的不合常规的美。好莱坞历来为男性势力所左右，史翠珊桀傲锋利、独挡一面的女强人形象使她曾经在美国演艺界倍受排挤，但她出色的艺术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使她在几十年来一直势不可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深受广大同性恋者喜爱的艺术偶像之一。在电影《亮相前后》（In and Out），同性恋男教师霍华德布莱克特崇拜的艺术偶像就是史翠珊，并非事出偶然。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之外，史翠珊还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民权运动方面尤其投入。１９８６年，她设立了史翠珊基金会，支持妇女、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等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

　　在影片《潮汐王子》中，史翠珊和儿子杰逊出演母子角色。在拍摄过程中，杰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史翠珊立即表示出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支持。从此之后，史翠珊更加投身至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中。她在１９９３年的个人演唱会上，公开呼吁“美国人背景各异，但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在一起：男人与女人，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黑人与白人，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

　　１９９５年，史翠珊制作并导演了电视剧《沉默从军：玛格丽特卡梅美尔的故事》（Serving in Silence: The Margarethe Cammermeryer Story），反映了女军人玛格丽特卡梅美尔因同性恋暴光而被迫退伍的经历，以抗议美国军方禁止同性恋者从军的禁令。目前，她正在执导电视剧《爱组建了家庭》（Love Makes a Family）， 为同性恋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而呼吁。

　　史翠珊对同性恋者权益的积极支持使她多次受到美国同性恋组织的表彰。今年夏天，她接受了同性恋杂志《声音》（The Advocate）的笔头采访，就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同性婚姻、艾滋病和家庭等议题，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自豪地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　　　　　　　　芭芭拉史翠珊谈同性恋　　　

◇　平等权益

问：去年科罗拉多州通过公民投票，剥夺了同性恋者免受歧视迫害的权利。该投票结果公布后，你马上立场鲜明地站了出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显然，你当时非常义愤填膺。我现在想问一下，人们对你这一举动的反应如何？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对你表示敌意和仇恨的信件？你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些什么？你能否谈一下，为什么同性恋者的权益是平等权益，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特权？

史翠珊：在我看来，右翼势力最令人烦恼的政治思想在于，他们认为人们所能遵循的正确的精神和道德途径只有一条。这种态度的严重后果在于：他们拒绝接受那些采取其它生活方式的人，并且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对同性恋的恐惧犹如一种疾病，急需得到医治。我们必须克服恐惧、无知和顽固，向一个更成熟的社会迈进。在那个社会里，人们不会因性别、肤色、宗教信仰和性倾向的不同而被剥夺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针对科罗拉多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我之所以发表公开看法的原因在于：如果同性恋者不能免受歧视的迫害，这将会开一个很危险的先例。当然，我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攻击。我有很多朋友喜欢去科罗拉多度假，而我要求他们抵制科罗拉多，他们对我的呼吁表示不安。还有一些人对我直抒己见表示愤怒，给我发来了带有仇恨色彩的信件。尽管如此，最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我感觉到了作为名人所具有的强大号召力。我本人不会去任何推行歧视的地方花钱或者度假，而这种看法一经公开表达，全国上下的人在一夜之间就响应了抵制科罗拉多州的号召。对于自己的一番话能够产生这种号召力，也出乎我的意料。幸运的是，在律师和活动家的努力下，以及在一些全国性组织如美国民权联盟的支持下，我们对公民投票的结果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最后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时获得了成功，推翻了投票结果。

　　本来科罗拉多州的民权法案规定，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但那些右翼分子却故意用“特权”这个词来蛊惑人心，企图鼓动人们推翻这个民权法案。同性恋活动家并不在于争取任何特权，他们只是希望同性恋者能够享受到其他人都能够享受到的平等权利。活动家们通过努力工作，终于通过了使同性恋者免受歧视迫害的保护法案。我很高兴能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赞助诸如“人权运动”、拉姆达法律辩护合教育基金、美国民权联盟等组织。他们才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中的真正英雄。我多么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需任何法律就能免除一切歧视的社会！但是，最近发生的诸如马修谢泼德被害的事件说明，这一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即使在进入新的千年纪元的当今社会，我们还不得不通过设立反歧视法案来保证同性恋者免受迫害，这实在令人感到悲哀。

◇　艾滋病

问：１９９２年，在洛杉矶艾滋项目组的会议上，你满怀激情地作了公开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些没能对艾滋病灾难做出适当反应的政府官员。你谈到了对同性恋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可怕的健康危机。你能否就这方面谈谈自己有何新的感受？你对于药物治疗和安全性行为有何看法？你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对此有那些值得赞同或反对的反应？

史翠珊：里根执政的年代使顽固僵化成为一种合法意识。其实在当时，全球异性恋艾滋病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同性恋患者的人数，但他们仍然以恐同情绪为官方态度，把艾滋病看成是一种同性恋疾病，并暗示说那些患者死得活该。幸运的是，１９９２年随着新政府的成立和新总统的上任，人们对于抵抗这场不幸的疾病有了一个崭新的理解。克林顿总统在任期间，政府对于同性恋社区的政策经历了很多变化。他任命公开的同性恋者担任政府要职，支持就业非歧视法的通过，并且为艾滋病研究和预防增加了拨款。

　　在提醒大众对艾滋病的注意力上，演艺界一开始就做出了慷慨而执着的努力。在伊丽莎白泰勒、马蒂尔德克林博士和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等人和组织的努力下，过去的十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在抵抗艾滋病方面具有清醒的意识，并付出了巨额资金援助，这一切连同科学家、医生和社会活动分子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现在有了延长艾滋病患者生命的新疗法，艾滋病疫苗也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被研
制出来。

　　我们满怀希望地相信，总有一天能够看到这场悲剧的结束，但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些人开始对此掉以轻心。很多美国人能够依靠昂贵的药物和猛烈的治疗来抵御死亡，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对疾病不以为然了，也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些新式药物就是治疗艾滋病的良方。这种想法是万万不能被接受的，因为最近科学家们发现，有些艾滋病毒已经培养起了对药物的抵抗作用。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认真研究治疗方法。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三千一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着每个人，包括异性恋者、妇女、有色人种，而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占全球患者人数的９０％，而那些人享受不到起码的医疗条件，更不用提每年付出几万美元来接受新式治疗了。随着这种疾病侵入到其它地方，这些地方的人也需要帮助，就象艾滋病十年前袭击同性恋社区时，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　同性婚姻

问：你曾经公开说过，那些企图否定他人的爱情的做法令你惊骇。为什么你认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婚姻权利的斗争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史翠珊：我反复说过，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一个人没有权利去指手划脚地判定别人的爱是否符合道德。我永远忘不了，当初帕特布坎南宣称“站在布什这一边，就是站在反对同性恋者拥有等同于异性恋者的权益的看法这一边，因为同性恋有违道德”。布坎南有什么权利去宣称别人的爱不合情理的？他有什么权利去否定一个人对另一人所怀有的深切情感？

　　令我深感烦恼的是，许多保守派分子喜欢用僵化的模式来看待事物。我记得１９９４年，纽特金里奇议长指责克林顿总统反对那些所谓的“正常的美国人”。这种所谓的“正常的美国人”的说法会产生可怕的历史影响，因为它假定那些“非正常的美国人”应该对一切国内问题负责。然而，这种假想虽然很具有煽动性，但却十分空洞。要知道，我们都是正常的美国人，有着各自的欢乐、挑战、复杂与胜利。不幸的是，只要还有诸如金里奇和布坎南之流得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　同性恋家长

问：我得知《爱组建了家庭》正处于制作中。现在很多法庭都在受理女同性恋者要求得到对孩子的监护权的案子。也有的人称之为同性恋运动的“肮脏的小秘密”。你认为如果同性婚姻或者其它形式的法律保障得到确立的话，它们能够帮助这些女同性恋者在法庭里更有说话权吗？你了解这些情况后，有何感想？在法庭之外，你认为同性恋者能够成为称职的父母吗？为什么？

史翠珊：对我来说，同性恋者当家长就象同性婚姻一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否定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所建立的亲密关系。这个世界的孩子需要爱与关怀，他们有权拥有那些关爱他们的父母。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支持、培养和热爱子女的家长。

　　至于家庭的结构应该如何，我们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固定模式。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组合的家庭形式，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化”模式可以套在每个家庭头上。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和传统，对于家庭形式应该如何也会有着不同的理解。

◇　同性恋者从军

问：在电视剧《沉默从军》中，你已经就这个议题发出了清楚响亮的回答。你说过，你对玛格丽特的案子感兴趣是因为你觉得它“非常有失公正”。虽然“不问不说”的政策在当时看来是一种进步，但现在看来已经对军队里的人产生了一定的伤害。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不问不说”的政策的看法好吗？

史翠珊：虽然我在很多议题上是个活动家，而且也经常鼓足勇气在集会和其它公共场合发言，但我总是觉得，通过工作所推进的进步比任何发言都要有力。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拍片时选择了那些令自己关心的题材，而《沉默从军》就是最令我自豪的影片之一。玛格丽特卡梅美尔被迫退伍的原因在于她坚持诚实地表白自己的性倾向。她总是让我回想起肖伯纳在戏剧《圣女贞德》中所说的：“那些说出太多真相的人总是会被绞死。”难道那些保守人士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的性倾向丝毫不影响他／她的工作能力，不管他／她是玛格丽特卡梅美尔、罗斯福夫妇或者克林顿总统。我觉得玛格丽特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是我想讲出她的故事的原因。

　　马丁路德金道长曾经说过：“虽然社会改革不会在一夜之内出现，但我们在努力工作时，总是要把它当作明天就能实现的事。”我不同意政府制定的“不问不说”的政策，但我也清楚，要改变政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仍然期望看到有一天，人们在就业时不会因为性倾向而受到歧视，人人都可以光荣地参军，不管那个人的性别、肤色、宗教信仰和性倾向如何。在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方面，我们的国家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但离完全的平等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　基金会的捐助

问：多年以来，你通过工作、行动和资金捐助，在社会运动的很多方面都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史翠珊基金会在争取同性恋者权益和抵抗艾滋病中所起的作用是如何体现你的工作目标呢？

史翠珊：１９８６年我在家中举办“同一声音”的演唱会时，创办了史翠珊基金会。我觉得自己应该付还一些东西给我的社区。奉献不仅是我作为犹太人的传统之一，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容易认同那些受到压迫的人。在犹太人传统中，慈善常常和正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也是改善世界的途径之一。

　　基金会自创立以来，为各种民权和民主组织、妇女组织、有色人种组织、艾滋病组织、儿童和青年组织，以及环境保护组织提供了资金援助。迄今为止，基金会捐献出的一千三百万美元中，有三百万美元直接捐赠给同性恋组织和艾滋病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洛杉矶艾滋病项目、人权运动、伊丽莎白格莱瑟儿童艾滋病基金会、天使食物项目、美国民权联盟、拉姆达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同性恋者亲友组织、同性恋者反诬蔑组织、男同性恋者健康救助组织，以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教育网络。

◇　家庭

问：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与你的儿子杰逊有过两次非常愉快的通话。他非常高兴以后如果能够有机会为《声音》杂志做一些事情。我们的许多读者通过电影和杰逊在伦敦的几次采访，间接地了解到他，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他的母亲。你能否谈一下，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你是如何看待生活中这一段关键的经历。我不是想要你谈杰逊的情况，而是希望了解一下你曾经走过一段什么样的心路。

史翠珊：我希望自己的儿子诚实地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杰逊是个聪明善良、善解人意、体贴他人、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好人，同时又是个很有天赋的演员和电影工作者。对于这样的子女，父母还能挑剔什么呢？我为自己能够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深深感到幸运和幸福。很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儿女很特殊，我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我对杰逊的唯一希望是要求他在艺术追求和个人生活中，继续过着拥有爱、幸福和快乐的充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