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吁了很多年“男女平等”后，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呼声似乎一下子变弱了。给人的感觉是，男人和女人已然平等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倒是传出不少同情男人的声音来，诸如男人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结果连“肾虚”也差点成了他们的专科病。

　　与此同时，职业女性和“新好男人”们的大范围出现，更成为这个社会男女平等的有力注解。

　　然而，上海的一些性别学专家们说，男女平等的问题，具有“周而复始地从零开始”的特点。意思是，男人太强势，女人要是稍不留神，就会断送掉自己好不容易争来的一席之地。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是，这些专家教授们却很认真地开始了全新的“女权”行动。

　　并且，这次行动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其一，阵地从社会转到校园里，通过对男女大学生进行“性别教育”有意强化了女性教育；其二，着眼点从眼前转为将来，更在乎大学生们的成长性，寄希望他们将“男女平等”的观念传播到未来社会中。

　　行动，由一套叫做《新世纪性别教育读本》的系列丛书引发。

(一)现代女性的迷失

　　人类学家海伦费希认为，女人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而在这个世纪之初，女性的首要的任务，仍旧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定位，以及争取自己该得的权利

　　-本刊记者/李径宇

　　年轻女性，永远是开社会风气之先的领潮人。

　　现在的中国人，对新时代感受最直观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街上出现红裙子开始的；到90年代初，女性形象一度成为穿中性服装嗓门豪爽的“女强人”；近几年，女人们变得姹紫嫣红了。

　　说到底，女性追求平等的过程，也是她们一步步走向职业化的过程。

　　职业女性的角色困惑

　　今天的女性，面临的问题与上一世纪的女性已经大不相同。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你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工作；冲破父母包办的婚姻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处理与自主选择的男友的感情；经济独立乃至人格独立应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像男人那样行事才能得到吗？

　　独立的职业女性产生了角色困惑――当初的选择使许多女性今天面对着比从前更为难的处境――她们在社会中要按照男人的标准去工作，而在家庭中，还得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守妇道。

　　似乎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为自己争取的权益，到头来让女人成了不男不女的人？这种局面令人沮丧。

　　有许多职业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遵循了男性规则，从而缩小了男女“性格沟”。关于“性格沟”，英国心理学家沙威尔的调查显示：30年前被列为男性“典型性格”的顽强、坚定、勇敢等，时下许多女性已经具有，以往男性大多“暴躁”，但现在高达40%的女性承认自己时时“大发雷霆”，比例只比男性低5个百分点。

　　事实上，职业女性的角色混乱，具有史无前例的全球性。

　　此前，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梅因格里尔曾在其《完整的女人》一书中对当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女权主义者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妇女遭受苦难的原因可以归纳在“矛盾期望”一词之下。

　　妇女面对的矛盾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容易伤人职业妇女不知道她应该像男人一样工作，还是像她自己那样工作？她应该改变组织还是屈服于组织？她应该忍受骚扰还是照男人屁股上踢一脚？做母亲是特权还是惩罚？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在家与社会之间彷徨

　　2003年10月，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上海女性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认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的比例较之10年前有所上升。报告认为，尽管女性中仅有37.3%的人赞同“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相当数量的已婚妇女在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之下，忙于相夫教子，从而放弃自己对成功成才的追求。

　　这说明，中国的女性在家与职业之间，10年来一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妇联组织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她们从事的许多职业不能和男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另外，就业竞争的加剧，让她们成为单位首先考虑的裁员对象。

　　也有人认为，女性返回家庭，是为了重新找回做女人的安全感。事实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社会上，当代女性的不安全感都是注定的。

　　除了观念因素外，安全感的缺失甚至让许多职业女性不敢生育。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上海育龄女性生孩子平均不到1个。研究人员认为，上海职业女性比例较高，而从生育到抚养孩子需要很多时间，面对各种竞争压力，不少女性选择参与竞争，无暇顾及生孩子的事，也有不少职业女性等到站稳脚跟后，再考虑生儿育女。

　　与此同时，健康、性骚扰、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都成为职业女性没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桂珍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的3月16日，该校很有贡献的一些女性在座谈时都说，现代女性的压力非常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她们不仅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辛苦(因为决策者以男性为主)，而且，还要分担多半的家庭责任。

　　不久前，郑桂珍等在21所大学做《女教授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女教授们，在讲课、评职称、进修以及婚姻家庭的几重压力下，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目前，女生所占比例大约是所有高校生的44%。许多人因为工作难找，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周折。有媒体说，为了找工作，一些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大学生甚至纷纷去做整容。因为，最终决定是否给她们一份工作的，多半还是男性。

　　女性形象面临失语

　　套用100年前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

　　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全靠女人去打拼，而是说，女性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元化女性文化面前，中国女性的整体形象面临失语的尴尬。人们陷入一种迷惘：谁能代表今日的中国女性形象？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好女人？

　　好女人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坏女人倒遍地开花。你会看到，妓女、二奶、一夜情和第三者插足的剧情，几乎充斥了所有的影视银屏。好端端的历史剧或革命剧，都要重新改编加进昨日的妻妾成群和烟花柳巷；特别温暖的人文剧，偏偏有演不完的床上戏。不知是坏女人造就了电视剧和电影，还是后者丑化了中国女人。

　　说到底，电影和电视剧是现实社会和价值观的体现。我们看到，今天，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城市文明的左冲右突，中国女性面对着以往任何社会背景下都没有过的角色摇摆。围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一个两难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几乎贯穿了中国新一代女性的全部青春期。而这个讨论的过程，也是女性做出抉择的心路历程，很多女性由此走上了独立自强的路径，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从此处迷失。

　　一位社会学者分析说，从一开始，中国女性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性别教育，在面对各种感情问题时，她们很困惑。

　　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是她们走向社会后思想迷失的根源。

　　（二）情感教育：女生们的必修课

　　-本刊记者/李径宇

　　在上海高校开设的“性别教育”课程中，人们发现，在当今女大学生们最感兴趣的10个话题里，感情问题位列第四。而《女性与情感》一书的主编舒培丽认为，情感教育应该成为女大学生们的必修课

　　上海交通大学妇委会常务副主任、《女性与情感》一书的主编舒培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她目睹了女大学生们由于恋爱发生的种种问题：有卧轨的，有跳楼的，有离校出走的，有神经分裂的，连情杀的也有。虽然，教委和学校出台了各项规章制度，来防御类似的事件发生，但似乎无济于事。

　　“情感问题在女大学生中是很严重的”

　　舒培丽讲了她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

　　“有一年放寒假后，一个班的班长(男)打电话给女生问‘春节好’，那个女生很高兴，以为班长喜欢上她了，于是和班长聊了很长时间。开学后，她就急不可待地去接近班长，发现班长对自己很冷淡。于是她质问‘你是不是变心了？’如是几次，班长很被动，只好去请教一位老师。老师给他出主意：‘你就说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那班长照着老师的办法去做，没想到，话刚出口，那个女生一下子神经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女生，为了感情问题，从18楼跳了下来。”舒培丽说，“这些事情发生后，我很难过。”

　　1988年，上海交大成立了大学生心理咨询室，每周四，舒培丽都要到女生中做心理咨询，面对面的沟通后，“我才真正了解到她们的内心世界，才发现，情感问题在女大学生中间是很严重的。”

　　“让学生们学会自我调节”

　　在当今的大学校园，学生中间谈恋爱是太普遍的现象，有时“突然夜查宿舍，会发现4个人的宿舍里，多了一双异性的鞋子。”舒培丽说。

　　前段时间，舒培丽在作“婚前性行为”调查时发现，21%的女生认为在校期间因为感情发生性关系没什么大不了，20.1%的女生认为很正常。另外，在回答“婚前性行为对个人今后的婚姻有严重影响”时，有43.2%的女生表示不太赞成这种观点。这与54%和4.2%的男生表示赞同或非常赞同的观点形成较大的反差。似乎说明，现在的女生，在婚前性行为上，已经比男生更看得开了。

　　“我在课堂上讲，婚前性行为，很可能成为她们将来婚后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在生理方面，如处理不当有可能失去生育能力。”舒培丽说，“我讲这些话时，孩子们都一无所知，满脸困惑。”

　　在上课时，有的学生不发言，大家笑，惟独他/她不笑，舒培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笑。让他们学会自我调节。“我告诉他们，笑容是一个人最大的美感表现。”

　　许多同学开始主动找舒培丽倾诉。一个女孩说，她的男朋友去英国留学一个月后就让车撞死了，所以，自己很久都不能摆脱悲伤而越来越自闭。一个女孩说，我经常把自己的恋爱故事讲给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听，没想到，她竟偷偷地和我的男朋友恋爱了，“友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让我很痛苦。”

　　“这些事情，如果她们不和我交流，就可能永远藏在内心深处，她们的情感困惑就会形成难以排遣的心理问题。”舒培丽感叹说。

　　近两年，大学生中发生恶性事件的主角们，在事发后都被发现心理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排解，压在心底，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可能导致他们一触即发，“马加爵就是这样的。”

　　在讨论婚姻问题时，她的学生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讨论“婚姻是否需要门当户对”的问题时，有的学生就会举起手高声说“需要！”而有的会说“不需要”，还有的学生说，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舒培丽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成3组进行辩论。虽然，这种辩论不一定要有一个定论，但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大家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辩论结束后，我就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指导。”

　　对于情感，舒培丽要告诉女大学生们两句话，第一句，“你有多高的素质，你的配偶就有多高的素质”，也就是说，要得到好的配偶，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第二句话是，“不要看人对我，而要看人对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让她们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的恋爱对象，不仅要看到对方对自己怎么样，更要看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

　　在课堂上，舒培丽有时称呼大家“同学们”，有时说“孩子们”。“我也讲自己的初恋，讲与先生的关系，讲自己的人际交往……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去交流。”

　　“我呼吁，情感教育应该成为必修课，而且，应该再提前，比如到高中就应该学习。”

　　但事实上，眼下最令舒培丽担忧的还是女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的孩子，统统都是素质很高的孩子，但是就业问题难住了他们。我们有困难时期的磨练，有穷日子的经历。我们下岗没关系。但现代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没有尝试过艰辛。”

　　这一切，都需要大学生有足够好的心理和情感素质。“我现在做的，就是在帮助他们做这方面的准备”，舒培丽说。

　　（三）女性教育欲破女人困惑

　　每年有数十万的女大学生走出校门，她们中绝大多数都会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而实际上，此刻，除了专业知识和粗浅的情感体验外，她们对社会几乎一无所知。这向来是中国高校教育的薄弱环节，恐怕也是上海高校的“新女性学”爆棚的内在原因

　　-本刊记者/李径宇

　　上海，这座中国最阴柔华丽的城市，历来盛产新女性潮流。在各个时代，这里的女性总能于柔风细雨中发散出中国女性最清醒的声音。而眼下，当丁克、一夜情、性骚扰、二奶等新现象出现时，这里，又在企图发出新女性的声音。

　　由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5所高校联手共同编写的《新世纪性别教育读本》系列丛书，由5本书组成，分别是《女性心理和成材》，《女性与恋爱》，《女性与感情》，《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社会性别》。

　　5所高校各选一本作为“性别教育”的主要教材，结合其他几本开设相应课程。看上去，这些教材的内容设置有些重叠，而且，里面多以理论阐述和观念灌输为主，很少有活泼生动的个案。尽管如此，这本教材和因它而开设的课程，还是赢得了学生的普遍欢迎。

　　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桂珍教授，这样解释开这门课的初衷：虽然新中国从建立起就倡导男女平等，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非常努力，但效果并不是太好。因为具体决策还是由男性来做的，男权还是比较厉害。所以，上海教育系统妇委会动员编这套书，希望以男女平等的视角，在大学里大批量地培养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才，并希望他们走向社会后，把男女平等的观念自动地运用于工作和家庭当中。

　　在华东师范大学，继2002年9月后，本学期已经是第二次开设这门课了，有70多名学生选修。本学期授课的俞晓歆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听课的学生全部是女生。她们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应对求职。另外，她们很乐意通过一些小的心理测验来重新认识自己。

　　而在上海大学，有28名男生走进女性学课堂。这个数字占到选修人数的近三分之一。“男生的比例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胡申生说，“原计划总共80人，实际上报名的有90多人，明年估计要超过100人。”

　　在复旦大学，郑桂珍教授的课是从2003年9月份开始的。当时她还有思想顾虑，怕男生可能不愿意选修，所以，开课前她打算找团委和学生会帮助动员。没想到，到教务处一查，名额都报满了，而且有很多男生。中文、新闻、社会学、历史、计算机、物理、生物学，化学等，报名听课的学生覆盖了所有的科系。

　　除了郑桂珍老师外，这门课还有两个老师。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老师，另一个30多岁，加上40岁出头的郑桂珍老中青三代人都有。他们的课，分别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来和学生平等交流，以女性与家庭为主线，课堂是讨论式的，热烈而生动，丁克、同居、早恋、单身、同性恋等话题都在讨论之列。

　　去年国家取消强制婚检后，婚检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郑桂珍说，他们讨论时，所有的学生都达成了“一定要自觉婚检”的共识。

　　在“新女性学”的教授过程中，最热闹，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论题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郑桂珍介绍说，“现在的大学里，由于就业压力的存在，有相当多的女生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想做‘全职太太’的人也很多，课堂上就当场辩论，虽然，辩论不一定要有最后定论，但学生们在辩论过程中受益匪浅。”

　　许多学生从很远的邯郸路校区赶来听课。他们惟一的抱怨是“课时太短”，许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于是，上完课后，私下里给老师写学习心得。一些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也插进来听课，而且在课堂上表现很踊跃。

　　“从女性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高校此前还是空白。”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胡申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9月新学期开课时，学校会重点鼓励新生和二年级的女学生来上这个课。因为，大学生活比中学时自由得多，产生认知问题的空间也大。”

　　“对于女生，我们不会划定一个成功的模式，强行让她们效仿。”胡申生说，开这门课的目的，是希望大学生树立两性平等的基本观念。

　　除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这学期也开设了这门公共选修课。今年年内，上海将有10所高校设置这门课程。

　　上海的高校中，似乎正掀起开设“新女性学”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