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子静

　　张爱玲是传统的，因为她生在一个显赫之家；张爱玲是叛逆的，1938年初，她毅然绝然地离开了家，出逃了；张爱玲是聪颖的，她少年时的文章便横溢着才华；张爱玲是沉静的，她把一切语言都表现在了唯美的文字中……这就是张爱玲。

 
　　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经(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她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的对我姊姊有所影响。

　　【开明的母亲】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1912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1923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母亲对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1924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姊姊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童年张爱玲】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姊姊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姊姊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姊姊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姊姊一个，我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姊姊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姊姊在《私语》里的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的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段，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搬离天津】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6年。1928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姊姊八岁、我七岁。

　　我们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惟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姊姊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父母离异】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初显才华】

　　那几年中，我记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姊姊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姊姊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1934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底，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

　　【出逃】

　　1937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1936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候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自从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1938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不再回头】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5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1939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1938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1948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14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

　　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见面，竟是永诀！

　　1938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1948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本文摘自《我的姊姊张爱玲》，作者张子静，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