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小于
　　从内容到技术，《丑角登场》在违反一些既定的规矩。
　　事先看了《丑角登场》的一位观众说，这根本就不是电影，还特别提到了片子的结尾:小博赤身裸体地坐着朗读崔子恩的小说片段，他的动作，导演的镜头丝毫不变，就这么持续了五六分钟。事实上，这确实是个让人精力不能集中起来的结尾，观众很难能明白小博到底在读什么，甚而把注意力放在打量演员的身体，猜测他是不是真的什么也没有穿。
　　如果说崔子恩的电影能让一般观众感兴趣的话，他的身份和题材倾向是很重要的原因。在《旧约》里，他探讨同性爱问题，在《丑角登场》里，三个故事都是关于变性人的。《丑角登场》是部新电影，对于独立制片来说，这个“新”往往意味着才制作完成。如果是从拍摄时间开始算，只能说是旧的。无论是《旧约》还是《丑角登场》，里面的人物关系都比较复杂，几个不同故事串联在一起。少有电影像他的作品那样坦率地讨论这些边缘问题。但如果观众期待看到一个奇情故事的话，那失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看他的电影，有时候是对观众的挑战。单纯从观看一部电影的角度来说，崔子恩的几部片子都难以满足观众对电影既定的期待。
　　从内容到技术，《丑角登场》都算是一部不守规矩的电影。所谓“规矩”，一是它有着不同常人的性别观念，另一是犯了电影拍摄上的一些技术忌讳。性别问题是崔子恩电影不断探讨的一个焦点，即使他在说人和人之间接纳和拒绝的关系，引发点也仍然基于性别。小博的继父变成了继母，他完全接纳这一变化，但却不能接受一直喜欢他的娜娜的做法。据娜娜说，小博曾对“他”说，如果“他”是姑娘的话，他就去爱“他”，“他”花了几年的工夫去挣钱，终于“他”变成了“她”。但娜娜的话却和小博的回忆完全不同，小博当然拒绝了她。娜娜于是下决心，要所有的男人都爱她，但她一个也不爱。另一个家庭里，母亲变性成了爸爸，家庭的秩序必须重新排列。
　　崔子恩电影里的变性人好像除了感情，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在《丑角登场》里，变性人的形象很独特，首先娜娜是女演员演的，变成男人的父亲是由男演员演的，变形的痕迹一点都没有，其次，这样一个事关终身大事的举动不曾给他们造成任何心理影响。德国已故导演法斯宾德拍过一部关于变性人的电影《一年有十三个月》，那里面的变性人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最后悲凉地死掉。而崔子恩在电影里自动替角色过滤掉了社会的压力，剩下的只是让他们面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轻松地处理这样一个让常人畏足，甚至反感的话题，确实让人有点惊讶，因为“同性恋”、“变性人”之类的词在社会使用中仍然是带判断色彩。
　　隔了两天在同一地点看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虽然演员说的是贵州话，也没有英文字幕，但观众仍然笑成一片。看崔子恩的电影时，笑声少了很多。放映后跟崔子恩交流，说觉得他的片子观念先行，他说是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如果过20年别人还说我观念先行，我还是觉得这样说是对的。《丑角登场》里有几个非常长的镜头，至少看的时候感觉长，因为镜头里的人也没有做什么，比如两个人坐在那里念播音稿，一个念，一个纠正完后又示范着念了一遍，镜头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角度。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镜头，他说:“我喜欢啊。”在其他导演那里，可能会用精致的分镜头来解决单调性，而实际上有的人在看的时候心里也在替他分镜头。但崔子恩就这么坚持，他要排长镜头，而且要摈弃镜头内的调度。
　　《丑角登场》里的人物都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像是舞台上的丑角，那其实这部不守规矩的电影也应该可以称为电影里的丑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