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策刚刚宣布辞职的时候，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将对希拉里不利，然而形势在前一个星期竟然发生了转折——民意测验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重新超过了奥巴马。这一现象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释，同时也有评论员指出，斯皮策事件使希拉里因祸得福，重新巩固了她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

　　在1994年以前，希尔达·斯皮策和希拉里的背景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都嫁给了自己在法学院的同学，在自己的律师事业一帆风顺的同时，她们的丈夫也都成了政坛领袖。

　　希尔达1984年毕业后，先后在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的纽约总部和曼哈顿大通任职。在世达供职的数年中，希尔达常常能在一年中创造3200小时以上收费时间的纪录，这意味着她每年至少工作4000小时———每天11小时，如果她全年无休的话。希尔达说她很怀念当时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事业，拿比当时任检察官职务的斯皮策多得多的薪水。

　　但希尔达不是希拉里。在克林顿进驻白宫之前，希拉里一直是成功的诉讼律师。即便在以第一夫人为主要身份的那几年里，她也没有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客妻子”。1994年，在业界小有名气的希尔达决定她将为家庭作出牺牲，放弃工作，全力支持丈夫当时正处在上升期的政治生涯。所有这些，希尔达自嘲说，不付她一分钱。

　　而今年3月9日之后的日子里，不知道希尔达是否后悔过她在1994年的选择。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没有人讨论希尔达是否会因此和斯皮策离婚———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相反，有报道批评她对丈夫的支持不像希拉里那样坚定。

　　如果说斯皮策事件有什么教育意义的话，它令美国人，尤其是女人，意识到性别平等之路任重道远。

　　对年轻女性而言，今日社会显得非常宽容———女性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几乎和男性相当。法学院中女性学生通常占到35%左右，在商学院，这个数字还要更高些。纽约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中的女性员工比比皆是。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当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大批女性离开工作岗位———这个年纪的女性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那些选择事业的女性，则几乎每人都有一段辛酸史。我认识的每一个纽约律师事务所里的女合伙人都对我说，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只是童话而已。女性的艰难选择仍然存在，只是时机从婚前推迟到了生育后。

　　有人说事业女性回到家庭是她们自主的选择，但事实是，人们完全理解那些选择牺牲事业的女性，比如希尔达，而那些选择在事业上保留自己一方天地的女性，比如希拉里，则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指责。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纵然是值得提倡的，至少选择事业的女性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嘲笑。

　　早前希拉里在一次公共集会中发表演讲，有男性观众大喊：“希拉里，给我熨衬衫！”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因为发表女性在科学研究中有劣势的言论而引咎辞职，而当媒体报道“熨衬衫事件”时，只有戏谑，没有谴责。经过这么多年，性别平等仍然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号里。

　　讽刺的是，希尔达的悲剧令年轻女性重新看待希拉里——两人曾经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希尔达最终选择了向传统女性角色低头，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希拉里还站在自己的舞台上。在斯皮策丑闻之前，希拉里最坚定的支持者们是那些中年以上、曾经亲身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妇女。只有她们最了解希拉里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的可贵。透过玫瑰色眼镜看社会，认为女性问题已经解决的年轻女性，则更多支持奥巴马。希尔达的眼泪终于令她们理解到希拉里竞选的意义。

　　前路还长，正如希拉里还需要更多的忍耐和努力，才有可能获得今年的总统提名。今时今日文明社会里人人都相信种族平等的真理，然而对女性的歧视仍然是广泛的，沉默的，根深蒂固的。最近希拉里任第一夫人时的上万页日程被公开，其中有她当时广泛参与政事的翔实记录。纵然如此，人们还是苛求她没有在真正的外交危机中发挥作用。

　　1937年，维吉尼亚·伍尔芙在《大西洋月刊》上回答一位读者的来信。那位读者问她，现在战争迫在眉睫，女人们是否应该做点什么来阻止战争。伍尔芙说，我们女人还做着边缘工作，这个社会还不是由我们掌握的，社会机构很少由女人负责。在我们真正有机会参与决策之前，男人不应该在社会问题上要求女人帮忙，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