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27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1997年结婚

　　健康情况：1999年生育头胎，有流产史职业：某电信台接线员

　　个人档案

　　我清醒时是在医院里。医生用那样的眼神对我讲：“还得做一次清宫手术，谁送你来的？有人签字吗？”我是个正经女人，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恶心的脏物，一时间，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脏物堵住了，不吐出来就要憋死……别再提怀孕这一回事，这是我的伤疤。

　　我的故事从开始是跟吃有关。

　　我在24岁这年结婚。结婚时与老人一起。我丈夫，他是他们家“老疙瘩”。他说是父母年纪大了离不开他；婆婆说是他离不开父母。依我看，他们互相依赖着，主要体现在吃上。他们真是一个锅里吃了一辈子，口味分毫不差一厘，甜菜、甜粥、甜饼子……

　　我结婚后自然也被改造，改造的不痛苦是因为女人天生不拒绝甜食。我的一家人(他爸、他妈、丈夫、他妻子我)都是这么胖的像球一样。能不会与吃糖有关？只是我们身体都没病，我们挺坦然地吃。

　　那是结婚半年后的一天，起初是昏昏欲睡，后来是闻着甜味就恶心。全家人知道我怀孕了，婆婆做饭便很小心把厨房门关紧。丈夫开始也兴致勃勃哄着我吃了两回馆子。余下的每顿饭我捏着鼻子戴着口罩给自己下厨，凑合着喝什么味也没有的粥，面条。

　　没想到后来的许多日子对甜味的厌恶发展到神经质。不但不能闻连听到甜字都恶心。那天我从老远地方下班回到家又饿又累，可特别想吃鱼，就在路上买了条鱼。我不会做鱼就把鱼收拾好切成三块，等丈夫回家后与他妈商量做鱼，能不能给我做块不甜的鱼呵？没想到丈夫认为我给他出难题，他说他妈那一把岁数了怎么能为我改口味？不如带我到饭馆吃鱼。我没让你妈改口味呀！我只是想自己不吃甜鱼，我累得要死不想吃饭馆，吃口家里的饭都不行？我丈夫认定怀孕把我变得刁蛮了，不讲理。我委屈极了，我今天就偏想吃家里做的不甜的鱼！我关上屋门嚎啕大哭。我怎么这么倒霉，父母不在北京，结个婚也不像有家的人，住在人家像旅馆，嫁个丈夫手比脚丫子还笨……

　　我婆婆听到我们俩在屋里又哭又闹，竟然一句也不吭，那一刻我恨这一家人。

　　第二天早晨，我下身开始流血，很少量的，我的整个身心还在怨恨里，见到血麻木着没有反应。我不想上班去，不想吃饭，不想洗脸。我躺在床上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想，那个手比脚还笨的丈夫结婚以来对我的无情无义。他是这么自私的家伙，我们并没有想要孩子，可他拒绝用任何工具，他也从不关心你用什么措施，说多了，他只说句：你别打我的主意就行，你在身体里安什么我不懂。他兴致来时捧着你、哄着你，那时天上的月亮他都答应替你摘。可他没有需要时你就是他们家一台洗衣机。
我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他们家人没有搭理我一句。我丈夫连电话也没有，我那个气呀恨呀。我不能在这个家呆下去了，他们拿我当人吗？我还是人吗？我收拾了一点行李，拿了家里的一些存款。我决定去住旅馆。趁他下班前走，我不想给他留条子，我要让他找不着。

　　我其实就在家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的。开始坚持每天上班，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旅馆里没有饭吃，我不得不东一口西一口胡乱凑合。夜里空荡荡的小旅馆里经常看见不三不四的人，我一夜一夜不敢睡觉，睁着眼，想着我丈夫和他一家人的可恶，我想象着一个一个报复的计划。

　　那几天，我对身体上的变化没有知觉，可能是一门子生气，直到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肚子绞着剧疼，血和黑乎乎的血块突突地往外涌。我当时认定我要死了，没有这样的痛法，我在床上打滚，拼尽力气声嘶力竭大叫。后来，可能是服务员来了，把我抬到医院去了。这些我都不知道了。

　　我清醒时是在医院里。医生很那样的眼神对我讲：“还得做一次清宫手术，谁送你来的？有人签字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医生那种眼神让我受不了。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就是没人陪着，没人签字，我也不是一堆令人恶心的脏物。我是个正经的女人。

　　一时间，心里真的好像被什么脏物堵住了，不吐出来就要憋死。我冲口而出：“我是个正经女人干吗要让别人签字？”我挣扎着把身份证、工作证摆到医生面前，医生很烦地把那些东西推开走了。

　　可能是从打架怄气离家出走到医院受白眼，一直在怨恨悲愤的情绪里挣扎，精神极度敏感郁闷，对流血流泪已经麻木。刚一躺在清宫手术台上，我便低声怪笑起来，真的挺可笑的，瞧瞧那一张张走了形的脸，这哪是人脸，人的模样？就说我自己，瘦得干柴扒骨，叫医生的那个年轻女的，在我身上折腾这儿动动哪儿，整个就是被拆卸成了多少块的柴鸡……我本来就该被宰被吃。母鸡不生蛋，被宰被吃的逻辑不是从来就被我丈夫那类的男人和我丈夫的妈、我丈夫生存的社会不声不响地受用着吗？这有什么怪呢？

　　人吃饭，鸡生蛋。这道理真是朴素又简单哟。我都不生蛋还要不吃甜饭，所以我丈夫不以为然，医生也觉得我有神经病。

　　出院时，我已从一只鸡变回了一个人。我已经很平静了，只是我虽然把自己当人看，但我不再看重正常人很看重的东西：比如说，周围的人漠视你的存在，你家人对你不冷不热，你丈夫———想起我丈夫，我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

　　我铁不下心离婚，可又不知这日子往后怎么过。我丈夫呢，自从他从医院里把我接出来，倒是铁了心不离婚，还发誓不仅把我当人待，还以我为中心。回家一个星期，他倒真有行动，为我进厨房学做鱼，说一定要做出不加糖还有滋味的咸鱼。

　　我本来就不是得寸进尺、得理不让人的女人。甜鱼我现在也能吃了，反正甜的咸的都那么回事，只是有一条我流血流泪总结出的生活逻辑，我郑重地向我丈夫谈出：婚可以不离，日子可以不咸不甜地过，但别提怀孕这回事，这是我的伤疤。

　　“就是说不能要孩子了？”我丈夫小心翼翼地问。“我不反对你要孩子，但我不能怀孕，我不能把自己变回一只鸡。”

　　我丈夫认为我无理取闹，就像那次非要吃家做的不甜的鱼一样。“不怀孕，怎么要孩子？”

　　我说那我不管。
就这么僵持着，一天天的日子当然也就过不出活力。怎么能找回生活应该有的活力呢？我真的已经无奈了，因为我说的话是认真的。可丈夫挺有信心，因为他认为我这么僵着是报复他，是那股女人的气还没有出完。

　　我呢，干脆早把做女人生孩子的事放后脑勺去。开始自顾自忙来忙去。白天晚上忙上各种业余班，忙跳糟换工作，我还这么年轻，干吗不给自己奔前程呀！看我整天兴致勃勃的，丈夫说看着眼晕，但还是挺高兴。

　　可他家不高兴了。婆婆的脸越拉越长，找碴说我整天不着家、没正事在外逛、不做饭、吃现成的。有天还话里话外教导我：女人的正事就是生孩子过日子。说不生孩子的女人心是野的，早晚要飞。

　　经不住三天两头当着、背着我的面儿这么敲打，我丈夫坐不住了，每天晚上急得都像热锅上坐着的蚂蚁，闹得我不得安宁。

　　那天，我发现情况忐忑不安地到医院得到证实时，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怀孕了。怎么会呢！一直用安全套，万无一失呀！我把这事跟他一说，他乐疯了。说是在安全套上扎了几个洞，我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真是个无耻的骗子。我气疯了。

　　你想，俩疯子就打吧，我也没理智了，逮着什么就砸，又哭又闹非离婚不可。我丈夫被我闹得也直掉泪(他还真很少掉泪)，说他实在想不明白生孩子这事在我们家为啥这么难、这么严重？他掉着泪说，他也30多岁的人了，盼子盼得望眼欲穿怎么不对？还检讨说骗我是他的错。然后他就给我跪下了。说离婚、生孩子我做出什么选择都不拦着。

　　我心软，看他那样儿，一下子铁定的心就慌了。最让我受不住的是他妈。天天守着我哭，哭她如何如何命苦。就这么个儿子，也不指望我们什么，只想趁还能动弹，帮我们一把，带孩子……

　　哎呀，就跟高压受刑一样，他家使的是心理战术。我心里明白得很，但既然下不了决心离婚，夫妻也还不甜不咸有点感情基础，我只有彻底投降的份儿。

　　这次怀孕可不得了了，我一下子成了国宝大熊猫。重点保护对象，他家体贴的方式就是吃，全家总动员，不要说咸鱼，甜、咸、苦、辣，东西南北，他妈上阵、儿子采买，不出两个月我就像被吹起来的球一样，走都快走不动了。

　　外人见一家人忙得团团转这么侍候我，羡慕的不行，说我真幸福，该知足。可我不知为啥始终不能从心底高兴起来，总觉倒霉的是自己，偏生就是女人，为他家作贡献、当工具使，就该享受侍候，谁叫他家非要生呢！

　　我觉得不能说怀孕时对孩子一点感情没有，但前面说的这种心情总是时时翻上来，对肚子里的孩子的存在就有些麻木。我真没人家当妈妈的那么陶醉，听着胎心、捧着大肚子傲气的要命。没那种感觉。越到后来，越觉得挺吃力、又胖，都不敢见人，尤其是见熟人，男同胞，多不好意思，瞧我那样儿吧，不好听的，吃得像个胖猪，蹭着走。

　　我到生产时恨不能赶紧早产，最后那些天，特躁，心情烦躁得要命，我就拍着肚子说：快出来吧，熬死我了，再不出来，我就提前剖了你。

　　我是剖腹产。孩子太大，9斤多。没法生，医生都怪我，怎么吃成这样，也不控制着点。哪由得了我呀，咸的、甜的，不把那堆营养吃进去，我丈夫、婆婆不跟我急。我不就是一个营养的垃圾桶吗，我还是什么？反正我不配是母亲，我当初没想当母亲，从第一次流产那会儿，我可能被伤着了。
当然，我现在可是个好妈妈。当妈的感觉是生完后慢慢找着的。

　　舞蹈家邓肯在自传里曾描述过自己分娩的经历，她说那种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还可怕”的酷刑，每当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由此她痛骂“科学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盲目……让无数妇女依然受苦如故……”

　　历史上称得上优秀的女人在生育上遭此厄运的不在少数：庐隐因分娩而死。宋庆龄、邓颖超因战争摧残终生未育……甚至，史料上说，鲁迅在许广平生海婴时曾被医生这样问过：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事实上，科学的自私和盲目在以往远没有社会文化观念对女人的摧残更严重。

　　被邓肯视如酷刑的生产不仅反映在肉体痛苦中，更惨无人道的是表现在将女人完全等同于生育机器。

　　“一个母亲，就像某种昆虫，既已终了她的传种的义务，就死在随便哪个地方。”

　　(易卜生《玩偶之家》)

　　因此，才出现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西蒙·波夫娃对母亲角色的质疑。当有人问她是否会为没有做过母亲而遗憾，她反诘，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问过萨特会不会为没做过父亲而遗憾。

　　今天的女人早已不甘于做“某种昆虫”。女人们也懂得了权利的使用。但在生育选择中，妇女的个人意愿、决策自主权终究占多少比分？不容乐观。

　　影响妇女对母亲角色期待、认同的不良因素来自于丈夫和家庭。比如对待妻子(媳妇)怀孕、流产的态度使她依然感觉到自己是生育工具，使她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否定母亲角色。最终拒绝生育，或者在麻木和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怀孕分娩。

　　许多妇女有过这种心理体验，生育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被动的接受，对母亲角色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选择应该说更是一个家庭的(父母)选择，有时依旧是家族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孩子是有价的。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释，实质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决策者们用实践诠释着。在投入、产出中，往往将妇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搁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地选择不要孩子。选择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利益的权衡、投入产出的计较，是生孩子还是买跑车的矛盾冲突。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经济引领着女性在享乐的欲望中沉迷，会不会最终彻底泯灭女人渴望做母亲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