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性恋、一夜情、虐恋、换偶，我们都不喜欢，但是我要强调，他们有权利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7月21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内知名性学专家李银河，在南京新街口电影院进行的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被南京某报以《李银河南京惹众怒》为题进行报道，并指其“憧憬多边恋”。消息上网以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李银河表示，她不排除对该报的不实报道起诉的可能。

　　作为一名研究性学的社会学家，李银河近年来有众多的言行惹人注目。2005年6月，李银河表示支持“闪婚”，认为其符合人性；2005年8月，她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的犯罪判定；2006年3月，她的“同性婚姻”提案第三次受挫，她表示仍将继续提交。而在网上，关于她的观点、是非，甚至个人性取向都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

　　8月11日，刚从加拿大回国的李银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 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中国新闻周刊：南京某报说你“憧憬多边恋”，引起了你的愤慨？

　　李银河：我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那次接受采访时我最后确实用了“憧憬”这个词，但我的原话是“憧憬一种多元化的性观念”，对多边恋我只是介绍了一下，西方有这样一种思潮而已，我本人对它也不喜欢。但我就是要强调，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有很多事情，像一夜情等等，我都不喜欢，但是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不能去治他们的罪，仅此而已。

　　我想，他们把我的讲话歪曲报道出来，是因为他们不同意不喜欢(我的观点)吧。

　　中国新闻周刊：性社会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读者常常对这门科学有一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好像性社会学就是离经叛道的，提倡性解放的？

　　李银河：性学主要是研究与性有关的人类行为和观念，它最早的创立，是从19世纪英国人蔼理士和奥地利人弗洛伊德开始。上个世纪初，美国人金赛大规模调查了解人类性生活各方面。他的几个调查发表之后，引起了人们的观念变迁，社会风气为之大开。在此之前，美国的性观念是相当保守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性学家都是离经叛道的。弗洛伊德就非常保守，他曾说性的压抑是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的代价，不压抑的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性学家并非都是主张性解放。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性学家中有保守的也有开放的，那么显然你是选择了开放的观点。这是你研究的结果，还是你的个人性情使然？

　　李银河：我觉得可能二者都有。当我比较深入这个领域之后，就想来匡正一些错误观念。而我个人可能还是有一点启蒙的情结吧，看到别人的权利受侵害，自己也会比较着急，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 自愿的性行为，应该都是可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是左派的性解放的声音占主流，但紧接着出现右派和保守派的回归家庭、宣誓做好男人等等性观念的回潮，是否这种回归家庭的道德呼声是当代中国更需要的呢？

　　李银河：好多人说，西方都已经提倡回归家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重蹈他们的覆辙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在80年代的右派回潮之后，90年代西方又有“第二次性革命”，主要内容是肯定性取向的多元化。西方右派有一些观念是非常反动的，比如小布什就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从本质上讲，这和伊朗处死同性恋的政策，其实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的观点是：强迫的不自愿的性行为，是不可以的；还有如婚外性，因为破坏了对婚姻的承诺，当然也是不可以的。除此之外，只要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性行为，应该都是可以的。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压抑比较少的社会――虽然在一个社会中，在性行为上完全不压抑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我可不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就是只要不伤害其他人，是一群人之间大家都认可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并不构成不道德？

　　李银河：可以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有网友就说，伤害大部分人在性问题上的道德准则也是一种伤害，必须考虑行为的外部性。比如当众手淫，是否应该也是不道德的？

　　李银河：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个中国人去美国，以为在美国什么都随便了，就在公园里做爱，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因为你做爱别人不愿意看，你这样等于强迫别人看，当然构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道德不道德其实应该是三个原则，成年人；自愿；在私人场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多边恋等等挑战传统的性关系，所获得的满足，与其带来的精神消耗、心理创伤相比，恐怕得不偿失。你提倡的东西是不是忽视了感情需要及双方的信任与责任？

　　李银河：我倒并没有提倡多边恋。我只是说，为什么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有爱――这只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有的人就是选择三个人。如果他们三个人都很负责任，那就没有伤害到责任，如果三个人都很爱，那么也没有伤害到爱。在我的调查中，有不少三人关系的例子，也发现三人关系并不一定就构成伤害。

　　我记得秦晖说过一句话非常好，文化无好坏，制度有优劣。同性恋、异性恋作为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是没有好坏的。能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制度才是好的，而歧视少数人的、不给少数人权利的制度是劣的。比如同性恋、一夜情、虐恋、换偶，我们都不喜欢，但是我要强调，他们有权利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我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可惜我不是”

　　中国新闻周刊：你已经委托他人为同性恋婚姻提交过三次提案，但迄今全世界也只有五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婚姻。你真的相信在中国同性恋婚姻的可行性吗？

　　李银河：我相信可行，比在美国更可行。因为美国有宗教障碍，右派特别激烈地反对同性恋，甚至就像《断背山》描写的一样杀害同性恋。而中国历史上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传统，咱们这里一般比较忽视他们，或者怀着一种同情，觉得他(她)可惜，怎么就不生育了呢？因此同性恋婚姻的障碍要比美国小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你是拉拉(女同性恋)，你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吗？

　　李银河：我如果是，我想我应该会公开的。

　　在中国做一个同性恋，是不是要公开身份，还是要自己根据周边的环境、家庭等等情况自己来决定。中国的同性恋者最难过的就是父母这一关，这个社会太看重传宗接代。我认识一个变性者，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她结婚的时候对母亲说，我这可是为你们结婚的，她母亲说，你自己考虑，你幸福不幸福是你自己的事――我觉得这个母亲特别无私。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你的子女是同性恋或者变性者，你可以成为这样的母亲吗？

　　李银河：我绝对不会逼着他(她)和异性结婚，这样是很残酷的。

　　如果他要去参加一个虐恋的俱乐部，我只好让他去，他有这权利。要不然他就老压抑着，得不到他的幸福。我觉得关键是，这种压抑对社会是不是必须的。比如一个人有虐恋的欲望，如果他不伤害别人，他私下去做，你为什么去压抑他呢？有些压抑是必要的，有些压抑是不必要的。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社会，这种压抑我觉得就应该尽量减少。

　　再比如换偶，在西方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形成风潮的，在人群中可以占1%到3%的比例。他们都是成年人，在私下场合做，不伤害到社会和他人，你凭什么去干扰他们呢？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说王小波有这个欲望，他要求多边恋，你能接受吗？

　　李银河：我也能接受吧，如果他有这个欲望，真是要去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我也不会特别反对。但是他要是去爱别人，可能我就接受不了。我的线可能划在那。如果他还只爱我一个人，他想跟别人有一点肉体的不发生爱情的关系，还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针对对方而言的，那么对你自己来说呢？

　　李银河：我好像还没这个欲望，不管在情感上还是肉体上我还是喜欢一对一的，没有想过换偶什么的。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开博”有些时日了，您怎么看待网络民意？

　　李银河：从我看到的留言来看，多数人还是支持我的。有些反对者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歇斯底里，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万恶淫为首，大概他们的基本观念就是反性禁欲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原始的性观念了，它的历史可能和性一样长久，有一群人来这里发作，其实也是挺正常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担心网上一些关于你是“拉拉”的传言，损害你的形象吗？

　　李银河：陈丹青就说过，他还真希望自己是一个同性恋，他的意思是可能他会因此对艺术有更多的感悟。其实我也还真希望我是一个同性恋，如果我是的话，我想我可以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也是很遗憾的事情。这个就像猫不是狗，没有谁好谁不好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讲这些话，是否是一种反道德的道德勇气，或者一种启蒙知识分子的自负在支撑你？

　　李银河：有人确实认为这是一种启蒙知识分子的自负。但如果面前是一个中世纪的话，难道启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中国在性方面的社会气氛，难道不像一个中世纪吗？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给自己贴一个标签的话――

　　李银河：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