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在教育程度、职业成就等方面，中国城市女性与外国女性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些相对强势，倒是确凿的事实，这也是让西方舆论赞叹不已的一大“奇迹”。但也有人把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城市女性就业难、“二奶”以及“专职太太”等现象，视为中国女性地位下降的标志。

　　职业女性纷纷回家

我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一位“女强人”，她上大学时争强好胜，各方面都出人头地，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很快就能独挡一面，经常出国谈生意，颇为风光。后来我离开中国，与她失去联系多年。上一次我回中国在一次聚会中遇到她，问她工作如何，神态雍容的她漫不经心地说：“我辞职在家，做专职太太了。”回家的路上，几位熟知她经历的男士对此都唏嘘嗟叹，颇有人世沧桑之感。但也有人说：“人家老公是大款，钱多得花不完，人家在家当阔太太，神闲气定，活得挺开心，你们瞎操心什么！”

　　像我这位女同学的经历，已非孤立事件，而升格为一种社会“现象”。北京市对2000对夫妇做过的调查发现，62.5%的职业女性希望回家，做专职太太，只有37.5%的职业女性愿意工作到退休。对此，有人认为是倒退，有人认为是进步。进步、倒退暂且不论，作为一个“现象”，职业女性“回家”，的确是中国近几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

客观地说，这一“新生事物”还相对弱小，尚未成为社会时尚。调查时海淀区专职太太的实际比例只有4.5%，细究下去，大概是因为中国城市里有经济实力供养专职太太的“大款”人数仍然不多吧。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家庭结构还是以“双职工”类型居多。

　　中国女性事业心强

　　不过，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在教育程度、职业成就等方面，中国城市女性与外国女性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些相对强势，倒是确凿的事实，这也是让西方舆论赞叹不已的一大“奇迹”。

　　我曾在号称“小联合国”的移民城市──加拿大多伦多市生活多年，接触过不少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东方女性。我无法完全从长相上区别她们来自哪个国家，但通过她们的神态、气质，我往往能猜对她们是否来自中国，因为许多在中国城市长大的女子，往往神态自信，气质开朗，明显不同于韩、日、越等其他东亚国家的女性。这些来自中国城市的女性大多都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事业心，即使是那些“陪读”的妻子，也常怀“赶超之心”，与老公“较劲儿”。至于在中国城市，“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似乎更多。

　　对于中国女性的这种职业雄心和职业成就，有观察家归因于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社会目标的追求。

　　男性不愿接受女性强

　　对女性社会地位还有另一种观点。有些人甚至引用统计数字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升反降。更有人把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城市女性就业难、“二奶”以及“专职太太”等现象，视为中国女性地位下降的标志。

　　一位女性网友评论说，其实《花木兰从军》源自传说，《穆桂英挂帅》纯属虚构。中国男人可以欣赏舞台上的女子从军、挂帅，但难以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女强人、女老板、女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