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有男在超，有女其剩。

　　西方的学者在煞有介事地讨论即将在东方(主要是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出现的“超男”现象，以及即将因此引发的严重问题。而在南京，初春的周末，上万父母挤爆了白马公园，以求为自己的儿女寻找对象。

  在中国传统的规划配置中，一个钢铁厂的旁边通常会规划一个纺织厂，以保证该地区人口总体比例协调。然而，当汹涌的人才流动打破了传统的资源平衡系统时，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群体：“超男”和“剩女”。男女同时过剩，这个看似相悖的现实进一步拉大了人口性别均衡，而其中一个群体的存在同时参照出另一个群体的悲哀。

　　正如社会学者周孝正所言：“剩女是大城市病，是社会浮躁，城乡、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体现。而大量超男的产生，是城乡发展割裂、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未改变的产物。如果城乡裂痕加大，社会更加浮躁，将不只会产生大量超男剩女，还可能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光棍的威胁

　　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找不到配偶，这是个问题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

　　蒂亚森(AmartyaSen)是第一个提出“超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他对男孩的担心，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贫穷、没有根基、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他们需要逛妓院或者同性恋来解决性需要。更重要的是――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找不到老婆，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

　　超男威胁安全？

　　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认为，妇女的缺乏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他们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马丁沃克2006年3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推测说：“到2020年，中国的超男很有可能会认为，发动战争，并在光荣的大义下死去是很有价值的。”

　　但关于这本书，更多的是质疑。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光棍》一书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

　　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 “光棍”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捻军”引发的讨论

　　在《光棍》这本由美英政治学研究者合著的书中，把“捻军起义”作为“超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代表。19世纪的中国北部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他们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29: 100，后来，这些年轻人聚集起来开始聚众闹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统治了600万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捻军起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剑利说：“由于接触的资料有限，外国人可能不能精确地估算当时的性别比例，所以可能是在想象历史。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当时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3～110的区间之内。”但是，她也认为，男女比例失调是晚清以来就存在的人口和社会问题，因为“中国人选择男孩的现象由来已久，过去没办法确定腹中胎儿的性别，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有溺女婴的习惯。”

　　她认为当时人们溺婴的最主要原因是贫穷：“下层人怕养不起，上层人家也把彩礼、嫁妆当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在清代，因为嫁女而破产的人家也是存在的。但是，当时国家对性别比例失调没有很重视，对于民间溺杀女婴的行为也只是道德上的约束。”而对于当时的男多女少问题，关注的人大多是民间绅士，他们呼吁不要溺杀女婴，保障人口的性别比例平衡。

　　至于“捻军起义”的原因，这位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学者的结论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性别比例失调可能只是诱因之一，绝对不可能是主要原因，把“捻军起义”的原因归结为性别比例失调是违背历史的，是经不住推敲的。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种对历史的揣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男女比例失调并不是“捻军起义”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强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夸大其词、牵强附会的。

　　“超男”的社会问题

　　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卡利德玛利克(KhalidMalik)2005年初警告说，男女比例不平等，男多女少的状况正引发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认为，在人为干预下的男女性别比例过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婚配不平衡，女的都要找富有的上层人士做丈夫，社会地位最低、最贫穷的男子可能会娶不到老婆，最终超出的部分是最底层的。这种人的大量存在必然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正在热烈讨论的娼妓业的合法化等。

　　夏学銮说：“新生儿比例失调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正常婚配，危害中国人口安全，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婚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如果这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冲击家庭，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但现在男女比例失调还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

　　美国杂志《外交政策》的文章则认为，“超男”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中国已经有所体现：妇女可能被迫卖淫或者被迫成为别人的妻子。

　　中国公安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1991年记录在案的因为拐卖女性的案件被逮捕的就有65,236起， 2002年9月广西一个农民就因为拐卖了100多名妇女而被处决。夏学銮认为，现阶段中国存在的性犯罪、拐卖妇女的情况，可能跟男女比例失调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现存人口的性别比例为106.63，属于正常范围，而且，实行计划生育后造成的性别比例失调还没有到显现出来的时候。单纯把拐卖妇女和性别比例失调挂钩是没有经过严谨的技术分析的想象。

　　2001年，中国不再把同性恋划归神经病。西方的学者对“超男”做了这样的畅想：随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逐步公开化，中国的大都市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同性恋之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黄荣清反驳道：“历史学家对古罗马的研究显示，当时不存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但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过渡到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所以，同性恋的产生与男女比例失调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006年2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为中国的超男开出了“药方”，说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可以把美国女性派到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工作，从而在中国成家立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国家，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女性人口的短缺，显然是杯水车薪。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超男问题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转变观念。黄荣清教授认为，虽然观念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现象来说是滞后的，但最终将有一天中国人会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这种男性选择偏好的思想最终将会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城市里。现在，中国城市人的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西方的研究人员也承认，现在一切关于性别比例失调的种种弊端都是猜想，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性别比例失调这么严重。而人口统计的计算方法则告诉我们，出生性别比与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出生性别比只是婚配性别比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