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搞数小时研究，但天天都有媒体排着队采访，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就应当无偿付出？这和我们做问卷给农民工100元的误工费是一个道理。”

　广州日报一篇记者手记引起全国媒体一个月跟踪讨论李银河向广州地税局补缴15元税款
　　
　　今天，距李银河博士接受该报收费采访事件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来，一场讨论在全国媒体中展开：接受采访是否应该收费？收费后要不要缴税？它是市场行为问题还是新闻伦理问题？各种评论可谓铺天盖地。
　　
　　对于事态的发展，该报记者始料未及，而作为当事人的李银河博士也因此受到了种种困扰。在争论的喧嚣之余，我们觉得有必要还原整个事情的真相，并给予冷静的思考。而在本文见报前，李银河已经通过该报向广州市地税局缴纳了15元所得税，同时她还向全国多家媒体寄送了税款。
　　
　　媒体制造文化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我们的专业知识就是成本之一。如果报纸是免费发放的，我们可以考虑不收费；而如果你们报纸是卖钱的，我们不应当成为你们节省下来的成本。__李银河
　　
　　作为提案的发起人和执笔者，李银河不仅是以一个‘学者’的私人身份出现，而更多的是以‘提案者’的公共身份出现。作为这个‘提案’最知情的人，她有义务告诉公众，这个提案讲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这时候‘收费采访’，限制了记者的采访权，也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__林金芳
　　
　　 “她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3月份的北京，全国“两会”的召开吸引了各地媒体的一致关注，著名学者李银河博士提出的《同性婚姻法提案》，以其独特性和超前性也成了新闻热点之一。
　　
　　 3月上旬，该报“两会”的采访记者，准备就此问题专访李银河。李银河的助手郑小姐回复说：“采访李银河要付费，一个小时500元，15分钟以内的采访可以不收费。”
　　
　　当时，该报前方记者意识到，两会期间，收费采访问题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关注，于是亲自体会付费采访。
　　
　　经过联系，李银河答应3月8日16时在南三环方庄她的住处接受该报记者的专访。当天下午，该报三位记者带上足够的采访费后，15时40分就到达她家所在的公寓。不过，李银河的助手郑小姐说，李银河正在接受另外一家媒体的采访，16时整才能结束。采访时间掐得这么准，大概前面那家媒体也是付了钱的。
　　
　　 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前一拨记者刚离开，该报记者就进了门，那是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居室，床、电视、电脑全在里面，李银河说，除了郊区有一幢别墅外，她平常居住、工作都在这里。当时，李银河穿着宽大、随意的衣服招呼着记者坐下。与她做学问时的无畏精神相比，生活上的她看上去很矜持。
　　
　　因为采访要付钱，记者没说什么题外话，谈了“同性恋婚姻”，也聊了“女性维权”。
　　
　　接下来，谈到有关采访收费的问题，她首先强调，虽然自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同性婚姻法提案》，但她不是政协委员，不算负有公共责任的人，因此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另外，李银河还说：“学者时间很宝贵，要求采访的人很多，收费可以屏蔽掉一些采访。境外媒体付费更高，BBC采访5分钟付费50英镑；凤凰卫视15分钟500元。”
　　
　　采访结束后，李银河似乎有意回避收费，她让记者把钱交给助手郑小姐。当记者问给多少钱时，站在身后的李银河回答说：“现在是5时过几分，采访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按一个小时收费吧。”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采访费的缴税问题，该报记者到北京采访前，不可能预料到采访对象要求收费，因此事先也无法代扣代缴，而李银河当时并没有主动提出交税问题，也没有说明那500元的收费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甚至也没有给记者出具收据以及其他任何凭证。没想到，交税问题事后成了网上诸多评论质疑的目标。
　　
　　引爆交税质疑
　　
　　整个采访过程，李银河给该报记者的印象是――她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本着对这样一位学者负责的态度，记者写了一篇“手记”――《从业以来的第一次付费采访》，发表在该报3月9日的版面上。
　　
　　没想到，此后几天，这篇仅仅500字的“手记”在全国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上的各种评论也铺天盖地地涌现出来。评论除了质疑收费后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外，还认为李银河涉嫌收费过高，或者干脆认为学者接受采访根本就不应该收费。
　　
　　向该报寄送15元税款
　　
　　作为当事人，事后李银河本人也称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她在3月10日给该报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要求对“采访收费”问题作一些澄清。次日，该报原文刊登了她的来信。
　　
　　李银河在这封信中说：“我(收费)的动机一是屏蔽掉过多的采访，不然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是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就应当无偿付出？为什么我的劳动应当是无偿的？这和稿费是一个道理。你可以不登我的稿子，登了就要付稿费嘛，我为自己的言论要稿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理应提出这样的要求。……顺便提一下，15分钟以内的采访是免费的，希望以后你们把问题精练一些，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用我太多时间。”
　　
　　 3月中旬，李银河还就这次“采访收费”事件接受了上海《新闻晨报》的采访。这次，李银河仍然坚持收费，标准还是“1小时收费500元”；所不同的是，她这次给记者出具了收据，并主动要求对方按3%的税率代缴税。
　　
　　 “感觉是为民请命”
　　
　　在事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李银河再次在其个人博客上刊出“收费采访”的说明文章，标题为《感觉是为民请命》。昨天，她在接受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她对整个事件的全部看法，并称该报这次可以“免费”刊登上述文章。
　　
　　李银河说，复旦大学老师曾对70多位学者做过调查，有60%以上赞成采访收费。而她的同事们也大多赞成收费。“也许是出于和我关系好，也许是出于同病相怜，使我感到像是在为民请命。”她阐述了三个理由：
　　
　　第一、尊重知识产权。因为知识和文化产品不像物质产品那么直观，有人就认为它应当是免费提供的。其实媒体制造文化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我们的专业知识就是成本之一。如果报纸是免费发放的，我们可以考虑不收费；而如果你们报纸是卖钱的，我们不应当成为你们节省下来的成本。
　　
　　第二、尊重劳动。有人不否认学者就自己的研究领域接受长时间采访是一种劳动，但是他们说，你在社科院已经拿了一份工资，就不能再拿了。当我向一位同事转述这一指责时，他应声说道：这是加班嘛，多劳多得难道不是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则？
　　
　　第三、尊重别人的时间。我们搞社会学到工厂找工人调查还要给“误工费”的，学者难道就没有权利要误工费？我们的时间难道不是时间，比工人的时间更不值钱，应当完全免费提供？
　　
　　有记者说，新闻当事人是不应当收费的，否则就成了买新闻。这个我同意。如果我成了新闻当事人，相信15分钟之内可以采访完这个新闻(我是不收费的)。
　　
　　另外，李银河昨天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还透露，经过这件事情后，她会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多写些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她还是坚持要收费，只不过事前要求对方代缴税款。
　　
　　事后，对于缴税问题，李银河显得格外认真，甚至有些“固执”。
　　
　　在网上出现评论质疑采访收费是否缴税不久，据李银河自己介绍，她为此专门咨询了税务局，得到的答复是，采访收入应当是源头扣税，税率是3%。目前，她已经向全国几家媒体单位寄去了15元税款，正在等他们交税后给她寄来完税单。
　　
　　 3月17日，全国“两会”结束后，返回到广州的该报记者接到了李银河助手郑小姐的电话，她说李银河坚持要给记者寄15元税款，并要求记者代缴所得税后把完税清单寄送给她。郑小姐说，由于当时邮政局电脑系统在升级，她跑了几趟邮政局才寄出去。
　　
　　 3月23日，记者收到了李银河的15元汇款，汇款单上注明是“代缴税款”。
　　
　　记者带着这15元钱到广州市地税局补交税款，税务部门的人说，仅仅凭这15元资金没有任何凭证，办不了相关手续，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采访费用是500元。税务部门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像采访费用这种临时发生的劳务费用，缴税时应该出具收款人的身份证明，以及相关支付凭证。
　　
　　为此，该报记者再次给李银河发去电子邮件，要求她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以及500元收据。4月初，记者收到了李银河寄来的身份证复印件和500元收据。该报财务中心日前在广州市地税局为李银河补缴了税款。
　　
　　 “支票簿新闻”引发的是与非
　　
　　近年来,“付费采访”悄然走进了中国的媒体,前有著名演员孙道临,近有著名学者李银河,相关争论也一直在延续。
　　
　　付费采访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媒体。日本记者由于在欧洲采访足球联赛屡屡受阻,于是打出“付费采访”的旗号。这种做法在采访当红体育、娱乐明星时迅速铺开,在欧美被形象地称为“支票簿新闻”。
　　
　　 2004年,莱温斯基在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时获得了很高的收入,其中包括英国电视四台的40万英镑。
　　
　　据了解,国内较早搞有偿采访的媒体是中央电视台。2000年底至2001年初发掘北京老山汉墓时,中央电视台以300万元的价格从北京文物部门“购得”了独家新闻报道权。
　　
　　此后,“支票簿新闻”在国内各行业特别是娱乐和体育界铺开。2001年,姜文接受了Tom.com网站的专访后,获得1万港元酬劳;2002年,F4到广州拍广告,策划广告的某公司制片人公开标价“采访半小时付费5万元人民币”;2003年“中巴之战”后,里瓦尔多、小罗纳尔多和罗纳尔多等三人,接受广州某报专访,前两者各收2万元人民币,罗纳尔多收3万元。
　　
　　 “付费采访”不符合新闻理念
　　
　　时下在各媒体通行的“热线奖励”做法也可看作是付费采访的一种。2002年,负责发掘江苏泗阳一座大型汉墓的南京博物院作出惊人决定,将考古发掘报道权进行“有偿转让”,江苏卫视和《南京晨报》各以1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这一报道权,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与国内一样,西方国家对付费采访同样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其实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新闻理念也是不允许付费采访的。媒体的付费采访也是有限度的:一般采访公众人物的个人行为才付费,例如对莱温斯基的个人情感事件追踪报道,这种收费也不是放在桌面上谈的,而是由经纪人私下操作的。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研究员安替也认为,如果采访对象提出收取大额采访费用,纽约时报是不会答应的。
　　
　　采访对象收费要区别对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国内新闻界近年出现“付费采访”事情是媒体市场化的表现,是一件极其自然的现象,媒体不应该对它进行“妖魔化”。
　　
　　不过,陈力丹指出,采访对象收费要区别看待。第一类人是与新闻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学者,如果媒体长时间的采访就会影响人家的工作,收费理所当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两期‘央视论坛’,虽然后来没播出去,但央视每次都给我500元。”陈力丹说。第二类人是负有公共义务的政府官员,他们就公共事务接受采访,绝对不能收费,因为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第三类人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如果事件与公共安全无关,他们接受采访收不收费,或者收费多少,那应该由市场决定。
　　
　　陈力丹最后说,媒体应该对“付费采访”抱有平常心,相信时间长了,它会成为一种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