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喜欢这张在四川甘孜拍的头像，她对拍摄者邓平模说，这张照片让她想起曾经看过的关于一位德国舞者的报道。那则报道里有张题为“我忧伤所以我跳舞”的照片，与这张头像有着相似的情绪。
　　杨丽萍，云南大理人，白族。1971年从村寨被招入云南西双版纳歌舞团，1980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1979年她主演的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荣获云南省表演一等奖。1986年创作并表演的成名作―――独舞《雀之灵》，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并在1994年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2004年，她耗时两年多编导并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获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5项大奖。2004年11月《云南映像》的巴西、阿根廷之行轰动南美。2005年《云南映像》的国际巡演版《香格里拉传奇》在欧洲、美国等地做巡回演出，杨丽萍也因此获得了由美国辛辛那提市市长颁发的金钥匙奖。

2003年6月，杨丽萍回到故乡大理，面对苍山和洱海。

2003年6月，丽江。旁边的野鸡是他们在集市上用100多元买来的，后来一直抱回了大理。

 杨丽萍和她的《云南映像》。

 2000年9月，康定的甘孜。

 2003年，云南中甸。

2005年12月16日下午5点半，广州友谊剧院。一辆面包车径直开到直通后台的侧门，杨丽萍凭借两根拐杖的帮助，从车里下来。半个月前，她在美国辛辛那提市阿若诺夫剧院的演出中伤了右脚，造成踝骨骨裂。回国后，她的右脚打上了白色石膏。
　　《云南映像》的很多演员半个小时前在后台吃过饭，正在准备晚上的演出。杨丽萍撑着拐杖从他们当中穿过，走得很快，上楼梯时也不要别人搀扶。5岁的演员小彩旗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一路走在杨丽萍的前面，杨丽萍看着她的背影问：妈妈又把你的头发剪短了？不是说了不要剪吗？
　　杨丽萍坐在化妆间里修指甲。指甲很长，涂了白色的护甲油。她身后堆满了《云南映像》的宣传画册。有人在化妆间外的走廊里唱歌，跑去又跑回。杨丽萍叫了他的名字，喊他进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藏族演员。
　　“你跑哪里去了？”杨丽萍问。
　　“没跑。”他脸有些红。
　　“好点了吗？”他小心地看着杨丽萍打了石膏的右脚。
　　“好点了。等会儿跳舞要使劲。好不好？要跳出汗。”
　　“好。”他答应着，然后走了出去。
　　“藏族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剩下他和他弟弟。无牵无挂。我问他：你的牛呢？你的马呢？他说：卖掉了嘛！他没有爸爸了，讲起来自己老要哭。他妈妈去得早，后来爸爸也走了。藏族人爱喝酒，我问他：你怎么不喝酒？他说：我不喝！我爸爸就是喝酒喝死的。”杨丽萍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
　　“这些事情他们都会跟你讲？”我问。
　　“我问他们的嘛。”
　　“这些演员被你从田间地头挑了出来，然后跟着你四处演出，好像是你改变了他们很多人的命运。”
　　“是啊。不过也不多，就一两百人。”
　　“不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很有责任感的事情？”
　　“没有责任。他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自己跳得好，就可以活得很好。如果跳不好，那就回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这段对话让我想起几十分钟前，那个似乎让杨丽萍产生不悦的问题――
　　“‘原生态’的舞蹈应该与舞者的生存状态相关，那些当初从民间找来的演员，在经历过类似出国、坐飞机这些与他们以前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事情后，会不会有一些自身的变化，然后又会对他们的舞蹈产生影响？”
　　“你觉得我变了吗？”杨丽萍听到这个问题，转头直视着我。
　　“这是不同的，你内里是很坚硬的，但是他们未必。”
　　“变的人就让他变好了，‘原生态’就是这样。生态是自然的，生长在那里的。你不要去强迫他。我从来都不会强迫什么。”
　　接近20个小时后，12月17日的中午，在电话中我们又涉及到了相似的问题――
　　“你在洱海那边新修的房子，据说可以一直划船进客厅。”我问。
　　“是在洱海的一个小岛上。玉几岛。这个岛给我的感受很深，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有人开小客栈，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类似的地方会越来越少，特别是被很多旅游的人发现以后。”我说。
　　“这种东西是你阻挡不了的。在我看来也没什么不好。你想，那些捕鱼人的鱼有人买了，织布的人也会把布都卖出去，小客栈里有游客住，他们都有了生活的来源。他们与外来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感受我，我感受你。不是很好吗？
　　其实‘原生态’就是这样。不要怕变化。”

杨丽萍喜欢那张在四川甘孜拍的头像，她对拍摄者邓平模说，这张照片让她想起曾经看过的关于一位德国舞者的报道。那则报道里有张题为“我忧伤所以我跳舞”的照片，与这张头像有着相似的情绪。
　　在这里出现的两组照片分别出自于杨丽萍2000年的甘孜之行和2003年的云南之行。拍摄者都是邓平模。1999年，杨丽萍在成都参与大型西藏乐舞《珠穆朗玛》的创作和表演时与邓平模相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珠穆朗玛》只在北京演了两场就无疾而终。但是此后他们成为了朋友，合作拍摄了很多杨丽萍的照片。
　　除了两组旅行照片以外，邓平模还为《云南映像》拍摄了大量现场、彩排照片。我问他是否记得第一次看到杨丽萍排练《云南映像》时的情景。他说：
　　“当时他们在修了一半就停修的剧场里排练。一个烂尾楼，外面很破败，走进去气氛却很热烈，有歌声，有人练功，这种反差很奇怪，也很魔幻。”
　　2000年，杨丽萍想做一个舞蹈录影带，把舞蹈放在一个原生态的环境里去做。9月份夏季演出结束，她从西藏回北京，途经成都，正好有半个月时间的空档，就去甘孜走了一趟。看景，顺便找一些感受。
　　一行人从康定出发时觉得天气很暖和，杨丽萍脚上穿的还是凉鞋。到了海拔4200米的折多山口时，却遇到了大雪。据说那个山口是个事故多发地，当地人为了祈福就修了白塔，立了经幡。
　　杨丽萍在山口下车拍照。雪地里穿着一双凉鞋，衣服也单薄。
　　她拍照时身穿的深色藏袍买自康定的集市，60元，或者80元。其实是当地男人的服装，当地女人的衣服会更花哨鲜艳一些。颈上的珠串也是当地小孩卖给她的，不到100元。
　　他们从成都去康定坐的是普通的旅行班车。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认出她来。她自己说这就是做舞蹈演员的好处，不像电影演员，因为担心被人认出来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一路上吃住都很简单，带着大饼，还有从县城买的一些菜。如果有机会在当地人家里吃饭，当地人的酥油茶她大口大口的喝，很习惯。
　　我问她出国演出时能否吃得惯西餐，她说：“习惯，不同的饮食都可以，我不会偏激。”
　　在折多山口拍照时披在肩上的绛红色披肩，颜色很像喇嘛的僧服。是一个朋友送给她的。她一直在用，2003年在云南香格里拉拍照时也披在肩上。
　　邓平模说杨丽萍时常会讲一些佛教里的小故事。
　　“她经常讲这样的小故事，比如有一个人的儿子去世了，他很痛苦，就去问佛，谁可以帮助自己解脱这种痛苦，佛告诉他，如果他能去村子里找到一户人家的家中从来都没有人去世，那么这户人家就可以帮助他。
　　这个人于是就去村子里找，最后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他明白了生死的必然，也就不再那样痛苦了。”
　　在藏区行走，遇到寺庙她都会进。但似乎不是为了烧香叩首，而是为了“看”。她说她不是一个通常所说“信佛”的人，只是接受这些故事对她的启发。她还说“佛”其实就是“觉悟”。一个“觉悟”的人，就是明白“佛”的人。
　　“白族自己的宗教是什么？”我问杨丽萍。
　　“‘本主教’。我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前辈、孔雀、公鸡、太阳、月亮、风……什么都可以。任何值得崇拜的对象都可以。有时甚至是敌人，比如忽必烈，他来大理灭了白族，可是我们觉得他厉害，一样崇拜他。我们很宽容的。每个村子，每个人崇拜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非常自由。‘本主’，就是以自己为‘本’。”

2003年4月底的一天，云南昆明会堂。下午二三点钟大家还在准备，但是到了五六点时接到通知――因为非典的原因，晚上的演出被取消。
　　剧场的门被关上，演员得到无限期放假的通知，至于假期的长短，因为无法预期非典会延续多长时间，因此不能确定。
　　那晚所有演员如期参加原本为庆祝首演而摆下的酒席，“庆功宴”开始前，杨丽萍感谢了所有演员，并流下眼泪。对很多与她多年相处的人来说，那都是唯一一次看到她的眼泪。
　　2003年6月，杨丽萍在云南境内做了一次20多天的旅行。从昆明出发，一路去了中甸、丽江，梅里雪山。
　　有几张照片就拍摄于这次的旅程。当时正是非典风声最紧的时候，一路下去，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遇到关卡给车辆和人员消毒。丽江也基本上都是空的，见不到什么游人。在这种气氛中，杨丽萍说：这个非典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会不会像中世纪那样瘟疫大流行？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到了？
　　不过有时她也说：真好，有个机会停下来把一些东西理顺一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次旅行的终点是她的故乡大理。
　　“那里有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雪，洱海月。房子对面就是苍山，脚下是洱海的水，水很清洌，白天的温度比较高，太阳非常大，住在水边也不会潮湿。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是给我打下烙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