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中上课的情景

或问，如今的女校究竟有何存在的必要？我很茫然。一种历史现象，当它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应该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女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然应当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沉淀下来。但现在的情况好像令人有点失去方向。

　　女校是对男女不平等现状的反拨。不要说中国，欧美发达国家，女权运动那么发达，女校照办不误，难道社会真的那么不平衡？恐怕未必。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出于对于历史的尊重，沿其旧制，既无不可，又无伤大雅。还有一种可能，是出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而所谓的“保护”，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功能在退化或转化，似乎在“保护”某种形式，甚至是一种固有的观念。

　　女校的出现，本质上是开放意识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一些和人的原意不太合拍的因素。比如对于女生在社交方面的限制，以及在前途和择业方面的设计，都有可议之处……

　　但不管怎样，女校对于社会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中西女中贡献了宋庆龄、北京女师大贡献了许广平、贝满女中贡献了冰心、北京女师贡献了庐隐、圣玛利亚女中贡献了张爱玲、苏州女师贡献了吴健雄、金陵女子大学贡献了吴贻芳、上海平民女学贡献了丁玲……至于著名的金陵女大的办学成果，决不在一般大学之下，它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毕业生，被誉为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走出中国的宋美龄和美国的希拉里、奥尔布莱特等风云人物，更是不可小觑。

　　存在即是合理，是一句很有歧义的话，但不可否认，女校在上海的命运，历100多年而不亡，现在（如市三女中）还很热门，说明它还有值得人们信赖和期待的地方，不管是出于安全、伦理或教学方面的考虑。

　　女校在沪兴起

　　1850年4月的一天（清道光三十年），上海南市道教白云观一如往常的宁静，香客三五，青烟袅袅，在其隔壁今西林后路102号，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在上海最早的女子学校裨文女塾（裨文女中）宣告成立。

　　在这之前，上海妇女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理念，妇女缠足禁锢在家无缘上学。女校开张，使上海妇女有机会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当然，外国教会办女校，其目的是在妇女中传播宗教信仰，培养西方文明的“淑女”。旧时申城外国教会办的女校，当以“中西”、“晏摩氏”、“圣玛利亚”最有名气，是贵族化的女子中学。

　　现在江苏路上的市三女中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建于1892年的中西女塾（中西女中）。当年建于今西藏中路沐恩堂东侧，吸收中国信徒的女孩入学，宋庆龄三姐妹曾就读该校。1916年教会将校舍出售给扬子公司建造扬子饭店（即今申江饭店），得款后在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购地另造分校，1930年改为中西女中。1952年6月，圣玛利亚女中并入后，改名为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早期沪城此类女校还有清心女中、惠中女校、文纪女塾、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等18所，大多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

　　清末，梁启超、秋瑾等人鉴于外国教会女校不断扩展，在上海发表文章痛陈女子无文化之害，以及女子教育对争取女权和强国强民之重要性。康有为等人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主张。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维新人士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桂墅里（今江南造船厂附近）成立，学生数十人，该校提倡女子放足，课程设置中文、西文、医学、女红4门。戊戌变法失败，经元善遭通缉，学校被勒令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女学、吴怀久创立务本女中之后，启秀女中和民立女中相继开办招生，这是国人在沪上早期创办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5所女校。曩时，孙中山十分重视女子师范教育，曾称：“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女子师范。”1912年，民族资本家凌铭之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清末民初，国人在沪开设的女校还有成东、崇德、养性、坤范等。五四运动时期，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之呼声日益高涨，在当时一般大学仍拒收女子情况下，上海十几所女子高校如上海女子美专、两江女子体专、上海女子商科学校等应运而生。

　　办学宗旨不同

　　旧时，在外国教会办的女校中，学生必须读《圣经》、做礼拜；外语被列为主课，一些学校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本都用外文编写；有的学校规定宗教课不及格者开除出校；校内不许升中国国旗，只能升创办人所属国国旗；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只准嫁给基督教徒。圣玛利亚女中学生，必须早晚行祈祷礼，学生请假外出必须由家属或保证人报告校长，纪律颇严，往来信件校长有检查权，学生穿衣不能露肉在外，学费昂贵，每学期大洋80元。可见洋人办女校，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当年中西女中校方重视英语、数理化教育，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较多，一些富家弟子以娶中西女中毕业的西方式“淑女”做妻子为荣。然而在蔡元培主持下的爱国女中，颇注意国学、体育，培养女子强健的体魄，还设置国画、手工、乐歌、家政等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南洋女子师范是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其校歌中有“同是圆颅方趾，知识完全，道德完全，蛾眉岂让人先”等词句。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竞雄（秋瑾号）女校，办校宗旨是“使国民得应有之智技能，俾得自谋生计”。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则以“服务、创造”为校训，以“做中国人、做现代化中国主人”为训导目标。当年著名的国学家陆澹安先生在务本女中任国文老师专教《论语》《孟子》，引导学生爱我中华之古老精粹文化。

师生爱国之心

　　由爱国人士黄绍兰创办的博文女校平时注意灌输爱国思想教育，许多学生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上海平民女学，当年由中共早期领导人主持，旨在培养妇运人才。抗战时，泉漳、中华女子初级职业补习学校、华东、启秀、新本、南洋女中、女工夜校等校开展抗日救亡爱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许多女校师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充分表达了女校师生的爱国之心。

中西女中的学生宿舍

百年风云人物

　　《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小妹曾季肃是名门闺秀，曾就学于爱国女校，接受了学校里新文化、新思潮等爱国主义教育，辛亥革命中，她与同学们积极组织“女子军事团”支援革命军，被推为团长，在上海光复的战斗中，她们协助革命军战斗、募饷，工作出色。

　　民国时，曾季肃创办南屏女中，亲自执教，弘扬华夏文化，藉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她同情和支持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校开展的各项进步活动，在语文课上，她将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抄在黑板上，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她的爱国热忱深得同道敬仰。

　　出身官宦之家的崇明文化名人施淑懿自幼好吟诵，常怀忧国之心。民国九年，她任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五四运动期间，她常和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被称为瀛州女杰。

　　袁希洁，出身书香门第，1912年她变卖首饰筹措钱款，在上海西仓桥自办爱群女校，自任校长，自编教材授课，亲定“勤、慎、庄、俭”四字校训，该校成为老上海知名女校之一。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其中有位郑姓同窗是杜月笙的儿媳，每逢学生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至于班上张爱玲那样家世的学生，还是比较卑微的，她很瘦，也不好看，人很文气，穿着很朴素，学习极用功，老师很喜欢张爱玲。

部分女校的流变情况

作者：沈闻莺（88岁）

　　日前，本报一则简讯 ，报道了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沪上足球名将韩龙海逝世的消息，使我回忆起韩龙海的太太，我青年时代的同学与好友李慧琴。

　　我和李慧琴同学于上个世纪30年代，位于徐家汇的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启明女中。当时读书的学费一学期总在200多块银元，包括食、宿及春秋两季的校服。这在那时是个不菲的数目，好在我父亲沈鹤泉在经营一家书局，使我有机会能进这一贵族女校。记得当时学校里有篮球场、网球场，学校后面有花园，草坪上还有2只秋千架，教室的四楼有一排琴房。班上有近30名同学，上课的内容有语文、政治、数学、体育，外语学法语与英语等，还有一些选修课，如钢琴、油画、刺绣等。课桌是斜面的，连着椅子。

　　学校里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6点多起床后，7点吃早餐，8点上课，10点钟吃点心，12点吃午餐。吃饭时，长方形的餐桌8人一桌，中、晚餐是4菜一汤。吃饭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1、3、5可说话，2、4、6不能说话。上课时纪律十分严格，不能有一丝声响，静得连地上掉下一枚针也能听到声音。晚上自修课有一个很大的课堂供大家在一起看书学习。一个月放假一天，届时，校门口都停满了来接同学回家的汽车和黄包车。

　　记得那时宿舍是大房间，住10余人，被子、枕头全是一律颜色，床是黑色铁架制作的。晚上睡觉时，各自一床。有一天，有两个同学睡在一起聊天，讲啊讲，到后来都睡着了，结果被查夜的法国嬷嬷发现了，第二天就将擅自睡在别的同学床上的那位同学开除了。好在家长都有办法，过了两天，那位被开除的同学又嘻嘻哈哈地回校了。打着灯查夜的法国嬷嬷样子长得有点像兔子，大家背后都称她为“兔子灯嬷嬷”。

　　当时这一贵族女校，有的同学都有来头，我记得要好同学中有沪上大亨张啸林之女张佩俊和佩杰姐妹俩，南京路上海国际饭店开张那天，张啸林带着一双女儿还邀我一起到那儿吃西餐。当时同学中有犹太人哈同的孙女罗舜华，有叶澄衷女儿叶莲珍、正广和汽水公司老板女儿徐瑞珠，有杨虎的女儿杨采珍、采英姐妹俩，有原来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万兴食品公司（后改为上海第二食品公司）老板女儿吴佩廷。有白龙山人王一亭的孙女王统德，还有丁香花园张静江的孙女等，很多同学因为年代久远，我记性不好，已回忆不起来了。从小到老，一直有来往的同学中，有原来天蟾舞台主人顾竹轩的媳妇谢桂英和朱蝉娟同学，可惜均已作古。

　　时间真快，我年轻时的母校――启明女中，仍历历如在目前，我的那些同学、好友仍历历如在目前，要想再返回到那些快乐的学校生活，只有在梦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