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女士是德国基民盟党主席，与前总理施罗德展开总理竞选，最终胜选，成为德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国内一家报纸在介绍这位欲夺总理宝座的女强人时这样写道：“默克尔作为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候选人将在大选中与施罗德决一雌雄。”此话当然不是说梅克尔一旦胜选将做“变性手术”，只是一句我们“习以为常”的“成语”。但仔细想想，这种不经意似乎是“无意识”的习惯用法，恰恰反映了性别歧视历史久远的深重积淀。

　　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认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所谓“一决雌雄”，败者为“雌”胜者为“雄”；困守待时是“雌伏”，昂扬振奋是“雄起”。这里的“雄”“雌”早不是一种纯生物学意义的性别指示，而有明显的社会性褒贬意义，“雄”为正，“雌”为负。因此一切英武勇敢的行为，自然非“雄”莫属，对于英勇果敢的女性，不能称为“英雌”，只能称之为“女英雄”，否则无以名之。相反，出卖色相的男性则被称为“男妓”，非要硬拽一“女”来陪衬不可。语言中的性歧视比比皆是，如“女”加“帚”便是原本的“女帚”字，尽管现在简化为“妇”，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扫地的“帚”。看来，妇女解放尚未彻底，仍属任重道远。生儿子是“弄璋”，得女儿只是“弄瓦”。许多贬意词都离不开一个“女”字。如妖、奴、奸、婪、妄、妒、嫉、婊、娼、妓等等，

　　有人可能认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已无实际影响的“历史残余”，所以不必如此“小题大作”。但问题在于，语言不仅仅是社会历史传统的消极反映，同时又“无意识”地强化这种语言中的观念和概念。虽然我们意识到它的某些不合理性，但却无法抛弃一种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还必须遵从它的规则、规定，字不能不这样写，词不能不这样用。正如帕尔默所说：“以最精细微妙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这套与特定的思维内容相关联的符号系统有武断的性质，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尊重它的条件。”“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语言，强化了我们头脑中性别歧视的“无意识”。

　　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歧视还自然而然“无意识”地反映在某些制度安排中。如一所以“新思潮”“新文化”闻名、决心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招生时，某些专业因女生成绩大大超过男生、导致录取女生“过多”而对女性考生划定了高于男性的录取分数线。面对批评，有关人士辩白真是饶有趣味：男女比例协调是大自然发展的一条天理，女生过多班里的环境和气氛非常单调，阳刚不足，这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并且，如果没有这种歧视性规定还会影响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外国语学院男生数量过少，硕士、博士招生也相应出现了男女生比例不协调的问题，还影响了教师队伍的培养。

　　但是，大学的理工类学科长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既然“男女比例协调是大自然发展的一条天理”，那男生过多班里的环境和气氛不也非常单调，阴柔不足，不也“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吗？理工类学科因男性过多不也会“相应出现男女生比例不协调问题”吗？不也会影响学科可持续发展、影响教师队伍的培养吗？按此逻辑，这些男生长期占大多数的学科也应制定相应标准，提高男生录取分数线！

　　值得深思的是，有那样多学科长期男生比例过高却不被认为“不协调”，不被认为会对学生心理健康不利，不被认为不利于学科持续发展，不被认为会影响教师队伍建设，而只有极少数专业女生比例过高就被认为不正常，此足以说明性别歧视的影响之深。而国外一些“一流大学”恰恰与此相反，在女性入学上有程度不等的优惠。当然，中国国情不同或许难以仿效，但总不至于要“反其道而行之”提高女生入学的门槛吧。

　　不能否认，几十年来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确有空前提高，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历史逐渐形成的“无意识歧视”，我们起码要有清醒的意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