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画家在历朝编纂的史书中几乎被偏见和歧视湮没了。不仅如此，女性画家的作品亦不为收藏家们所关注，认为她们的作品不过是排遣闺房闲情，或画以自娱之作，没有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除非这名女性画家身后有着强有力的男性为依托，才可能被社会所关注。

    女性始创绘画

    古代女性画家在中国画史上始终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在绘画的起源上她们被公认为画祖，汉代学者许慎《说文解字》中言：“画嫘，舜妹。画始于嫘，故曰画嫘。”把绘画的起源归于一个人，这固然并不可信；但他在把许多文明创造归到一个个传说中的人物的同时，把绘画的始祖追溯到一位女神身上，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绘画的早期创造是与女性相关的。对此，封建文人们感到颇为遗憾，沈颢在《画尘》中言：“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始。客曰：‘惜此神技，创自妇人’。予曰：‘嫘尝脱舜于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

    具有讽刺性的是，女性画家们虽然作为始创者登场，但在绘画的发展史上却始终不被世人所重视。具体的表现是，女性画家在历朝编纂的史书中几乎被偏见和歧视湮没了，只是在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中才被附加在文人、宫廷、僧道等画家之后，作一极其简单的介绍。

    女画家要仰仗男性传名

    关于女性画家的第一本专著直至1831年才由女学者汤漱玉辑集出版，题为《玉台画史》。此书尽可能地收录各史书上记载过的女性画家，但自嫘祖开始至汤漱玉所生活的清代，仅仅收录到200余名女性画家的事迹，显然绝大多数女性画家连一简单的介绍都没留下就消失了。不仅如此，女性画家的作品亦不为收藏家们所关注，认为她们的作品不过是排遣闺房闲情，或画以自娱之作，没有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除非这名女性画家身后有着强有力的男性为依托，才可能被社会所关注，如元代管道升的背后有画艺精湛的丈夫赵孟，明代仇珠的背后有以画闻名遐迩的其父仇英，清代陈书的背后有身居刑部侍郎要职的其子钱陈群，等等。这种需仰仗男性才得以传名的怪异的现象，实际上是古代女性不能独立于社会的一种悲剧身份的体现。由于不被重视，目前，女性画家流存下来的作品不足千件，无法与男性画家十余万计的藏品相提并论。

    个性不能自主

    女性画家遭遇失落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受她们所处的时代和她们自身缺乏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当女性在封建社会的重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在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中不自主，社会地位甚至低微到失去了自己的姓名权的地步。

    女性画家们被称作李王氏、赵吴氏、刘张氏时，沦为社会第二姓的她们自然步入“人贱画微”的境地，她们及其作品不被社会重视亦在“情理”之中。当她们始终按照男性的绘画模式、审美意趣，甚至思维方式进行创作时，她们自然又要被注重个性化的艺术法则所冷落。长期受儒教“男尊女卑”、佛教“忍渡今生”诸伦理思想的影响，使女子在心理上就有种以男性为中心，消极处世的观念。尤其是当女性画家们的生活空间已小到足不出户的地步，狭窄的生活圈子使她们的艺术视野被封闭、创作灵感被窒息后，她们往往选择的是追寻男性画家创作的痕迹。

    如明代仇珠自幼聪慧内秀，受其父仇英的影响，逐渐通笔墨之道并深得父法。明姜绍书《无声诗史》记她：“画人物、山水，绰有父风。”；清代“海派”画家任伯年之女任霞，亦秉承家学而有所得，画风直追其父。清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记：“任雨华女史，萧山人，伯年之女，伯年画名满海内，女史耳濡目染，亦工山水。人有以伯年遗稿索临者，寻其脉络，矩步规行，一种苍秀隽逸之趣，与原本吻合，可谓极丹青之能事矣。”任霞是位成功的临摹家，

    同时，她也是位失败的创作者。清代的陈书，其绘画教育是来自家族之外的男性，其父母见她雅好绘画，遂为她“延师授经”，请当地的男画师为之指点。她步入画学后，又积极地从古代的男性画家作品中汲取营养，山水画仿元代王蒙、曹知白，明代唐寅，花鸟画仿明人陈淳等。在她的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男性画家的创作程式，无论是设色还是水墨画，始终没有脱离男性艺术家表现技法的范畴。

    因此，乾隆皇帝言其作品“结构总无巾帼气”。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言她：“用笔用墨深得古人三昧，颇无脂粉之习。”“无巾帼气”、“颇无脂粉气”，在男性眼里是一个带有肯定性的评论，是对陈书艺术的认同，但它同时也表明，陈书的绘画缺少个性化的特性，这实质上是女性艺术家的悲哀―――女性画家们就是这样，在对于男性绘画观念和技法的趋同中失去了自己的“色彩”，并在绘画史的发展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五四”以后，随着封建体制的日益瓦解，女性自身解放意识的日趋增强，这种局面才稍有改观。

    女性画家强调“意”与“神”

    女性真正立于画坛，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地位的女性，她们的艺术才华得以真正的展现。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大多数女性画家仅以能画作为自娱消遣的手段，没有过多的功利、交友诸目的，因此，她们在创作上能自然地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使作品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淡淡忧思，以及愁闷色彩。明代马守真、薛素素、顾眉等青楼画家借绘兰、竹，来寄托着自己人生的慨叹，故而特别地强调兰的“意”与“神”。她们的作品不太重视对兰的外在形态的细致刻画，而重在写出兰的精神，聊以抒发心中之逸气。明代闺阁画家文的花草世界里，有大量反映与母亲、生子有关的萱草、罂粟等题材的作品，从中可见她作为一名封建社会中的女性，迫切地希冀为夫家生儿育女的心态。女性画家的作品开拓了一个男性画家所难以达到的、揭示女性感情世界的表现天地，这在中国画史上无疑具有独特意义。 
（中华女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