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主演话剧《甜姐儿》的剧照一剧红遍上海滩

电影《乌鸦与麻雀》剧照(1949年)，左三为黄宗英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瑞安。

    1941年初秋，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蜕变》中代戏上场，就此当上了话剧演员。1943年初，幽居北京大半年后，回上海国华话剧团，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走红上海滩。次年返回北京。

    1947年夏，应陈鲤庭导演之邀到上海，为中央电影二厂拍摄《幸福狂想曲》，与赵丹、顾而已合作。1952年，参加拍摄赵丹主演的《为了孩子们祝福》。1956年，参加拍摄陈西禾、叶明导演的《家》，在其中饰演梅表姐。等等。

    1960年起，开始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作品有《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泮伯》等。1978年后，先后有《大雁情》《橘》《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著作还有：《黄宗英报告文学选》《归隐书林》《命运的分号》(合著)《半山半水半书窗》《平安家书》《上了年纪的禅思》《故我依然》《卖艺人家》(合著)《黄宗英自述》等。

　　难得盛装(1943年摄于良友照相馆)。黄宗英觉得，一个演员在台下太闪光，上了台就不显光彩了

    一个温馨的家庭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

    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收下了。其实，一九四○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1941年，黄宗英和大哥黄宗江在兰心戏院后台的阳台上

    爸爸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

    童年，爸爸是影响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时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

    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在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觉着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

    秋雨击窗，秋风浸骨，我的马马自己跑了，我从此没有马马骑了……

黄宗英的父亲

    大哥宗江、老师、还有……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十三岁时办了个正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黄金时代》，我只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话剧，我也就跟着上了台。他恋爱，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帮他打那长长的、我不太懂的情书。他游海外，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而今，年龄愈增而弥甚。

    再有，当然是老师！我最喜欢上具有老师风度的女老师的课，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喜欢摇头晃脑拖长腔抑扬顿挫地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们上《祭妹文》，老泪扑簌，痛哭流涕。他的认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伤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当时，我还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从此把笔扔了……现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场”(每次，我一本正经对他，他都“笑场”)。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多写些让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可影响之深之久，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挥也挥不去，那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我小时候，每年要过多少个“国耻纪念日”啊！)，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土、逃荒的人群、漂来的尸体，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悦，是艺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昂奋，是被“专政”的惊愕……呀，已越出童年的范畴，但政治上的幼稚，于今始终未能逾越。

黄宗英的母亲

    跟着妈妈姐姐织毛线

    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之类弄着玩。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钩针钩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墨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二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九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钩。我来不及学钩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

    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鼓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的毛衣――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

　　1931年在北京家中，黄家兄弟姐妹戴上面具，早早过上演戏的瘾(左起：宗淮、宗江、宗洛、宗英)

　　没有得到发展的天赋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边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约12岁时的黄宗英摄于天津

    生活在梦想里

    我从小生活在憧憬、幻想、梦想里。

    当我走向生活，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话剧，想挣点钱给哥哥弟弟贴补学费，我觉得自己像《小妇人》里三姐佩斯般温存懂事。更觉得投身艺术高尚庄严之至。十六岁的我，老想将来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演戏演到七十多岁，坐着轮椅上台。可我羞涩的行囊里，没有忘记带洋娃娃、碎花布和杂色绒线，至今也时不时地向小外孙女募几个可爱的小娃娃、小动物放在床头和窗前。

    算起来，我入世甚早，但一直涉世不深。剧团和反动当局、审查机构、特务汉奸、地痞流氓、青帮红帮、军警宪兵……的种种周旋、麻烦乃至被捕坐牢，都是亚叔伯伯阿哥阿姐们顶着，我仅略知一二，感到惊险神秘蛮带劲。

    四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戏，社会局点名要我单独拜客，那年月话剧演员倒是从不进衙门拜见长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让十八九岁花果朵般的小妹只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剧团不可能登记公演。几十位演职员拉家带口又怎么活下去？！ 记得那晚阿哥们研究了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剧团决定，佯作不懂，集体伴小妹进衙门拱手“您多关照，多关照”地转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门。这出戏，我只演过这一回，印象极深，成为我日后扮演被旧社会黑暗势力迫害的女伶、私门头、外室等形象的薄弱的生活参照。

    ……

    是我的从小如戏若梦的种种经历，使我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