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对同性恋者的深度报道；8月14日，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正式成立，并得到政府部门认可，协助官方在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中进行艾滋病行为干预；9月份新学期开始，一门名为《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将面向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选课人数100名，该课程在开学半个月前名额就已经满了。

虽然同性恋早已不是秘密，但因为涉及个人隐私、性倾向异于主流人群，因此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人群”。而随着人们对同性恋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已经开始以宽容的态度正视同性恋的存在。

“同性恋者的乐园”

从本质上看，同性恋属于一种对异性无好奇心的现象。同性恋不过是与异性恋的性取向不同，而对性取向的选择是人的自由。除此之外，同性恋和异性恋并没有别的不同，一样的用情，一样能够得到人类性欲的欢欣和满足。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银河研究员介绍，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国学颇有造诣的潘光旦先生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所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

根据潘先生考证，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这是所能找到关于同性恋的最早文字记录。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不忍惊醒共寝的董贤“断袖而起”。于是后代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历史上不少小说也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而《品花宝鉴》则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近代还有人将同性恋风气称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拜为金兰。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在同性恋问题上有自己的优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记录，除了文革那一特殊时期，从未有人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李银河认为，国人对于同性恋并没有恶意，只是忽视。中国是一个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国家，西方国家出于宗教信仰而禁止同性恋行为，这一点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很有信心，从不担心被异己的文化或亚文化所同化，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因而不至于残酷迫害。

所谓的反对同性恋，所反的只是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要求人们禁欲，严禁性乱，一切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在被禁止之中，并不是只针对同性恋的性行为。因此，曾有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为“同性恋者的乐园”。

“防爱”努力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虽然中国没有同性恋恐惧症，但对同性恋的无知却令人沮丧。好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对同性恋的误解。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曾与多个同性有性关系。虽然中国人往往凭世俗的平常心和直觉来评价人与事，认为同性恋不会伤害他人，就与他人无关。但爱滋病的出现却让国人产生恐惧，从而将同性恋与爱滋病划上了等号，并因此对同性恋产生过激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同性恋者认为，吸毒、滥交等问题也同样存在与异性恋人群中，不应该仅依此就对其产生歧视，但事实是严峻的。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国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约为1.35%，这个数字确实远高于其他人群，李银河所掌握的数据更高达2.5%到5.4%。

张北川教授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同性恋刊物《朋友》的创办者和主要负责人。他认为，同性恋问题的边缘化，是由于社会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漠视造成的，社会也应承担起责任来。

浙江爱心同志工作组负责人王先生称，男同性恋者交友，一般通过专门的同性恋酒吧、浴池和网络，尤其是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交流平台。本来找一个真心的爱人就不容易，而男性的生理特点又决定了他们的性需求比较大，其中还不乏一些以性为第一目的的同性恋者，所以性伙伴过多成为男同性恋人群中比较严重的问题。

他们创办这个爱心小组的目的，主要是在同性恋者中进行艾滋病的防治干预工作。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直接支持，以及媒体的正面报道，包括《浙江日报》、《解放日报》这样的社会主流媒体。

外部环境的改善

22岁的北京某高校学生大伟；互相深爱着的伴侣小杨和小江；浴池经营者阿国；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8月8日，央视这期题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节目中首次公开报道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平时隐匿在角落中的同性恋者们走上前台，平静而真诚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虽然看到这期节目的同性恋者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些异议，比如为什么还把同性恋和爱滋病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说同性恋就只提到男性而忽视女同性恋的存在，但这期节目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出现已经相当罕见。这档节目甚至还被境外的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而此后国内媒体所做的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也不再只局限于爱滋病的防治干预和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性恋现象在中国正逐渐获得人们的默认和理解。对于这种态度的转变，李银河归结于时代的进步。毕竟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国外已经开展了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勇于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甚至加拿大等国已经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潜移默化之中，随着对同性恋认识的加深，国人会最终也会接受同性恋的存在。

用性文化学者蓝怀恩的话说，女FANS们义无反顾地用选票大力支持女性中偏男性形象的超级女生决非偶然，时代潮流始终是用我们思维赶不上的速度在前进，学会理解和尊重才是最要紧的。

同性婚姻难题

7月份刚刚成立的上海女爱分享工作小组的简介中这样写道：由本地女性志愿者组成的面向LESBIAN(女同性恋者)及女性群体以构建健康互助社区为目的公益性小组。我们透过群体中真实的生活状态及面对困难时的不同解决方法，让拥有相同经验的女性能够增强自我认同与接纳，积极推进女同志人群在社会中平等、和谐、多元地发展。

该小组负责人认为，现在年轻一代中，特别是80后的群体，对同志的认可度非常高，因为他们的自我认同度高。在25―40岁的青年人中，受文化素质的影响，接受度也比较高。

李银河也认为，人的素质从根本上影响到对同性恋的看法。文明社会里，人与人是和谐的，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应该容忍和接纳。此外，同性恋者也必须加强对自己的认知，别人可以不理解，但是自己一定要接受现实。根据她的调查，同性恋人群中，有过自杀念头的占30%，实施过自杀的占10%。现在各地出现的以公益性为目的的同性恋小组，正好可以在提升自我认知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

然而，中国人是个崇尚生育的民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外国记者向李银河提问：中国的同性恋和外国的同性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回答是，“中国的同性恋者大都会和异性结婚。因为在社会舆论那里，结婚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但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家人，同时也不忍心让家里人失望。被迫走进婚姻的同性恋者，婚后的家庭不可能完美幸福。为了尽可能把伤害减到最小，他们想出了另外的解决方式。

9月2日晚上7点，数名男同性恋者来到了京城某女同性恋聚会的酒吧，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假结婚的问题。男女同性恋者组成家庭，共同应付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这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88年，丹麦率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瑞典、挪威、冰岛、荷兰和比利时相继跟进，允许同性恋在政府登记伴侣关系，享受等同于异性恋配偶的各项权利。

2000年，李银河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出同性婚姻的问题。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国公民，同性恋者的结婚要求与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冲突，应该得到承认。她认为，这才是同性恋解放运动在中国的理想化状态，只是这条路在中国还要走多久，谁也说不上来。

中国现代同性恋的演变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否病态没有定论。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1995年6月北京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海外关注。同年，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出现。

1996年，一部同性恋纪录片拍摄完毕，并参加国际同性恋电影节。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拍摄完毕。

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开始实施，流氓罪作为类别被取消，传统上包含鸡奸的罪名不再存在。

1998年―2000年，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2004年12月，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首次公开报道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